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诠释学改造及其意义.docVIP

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及其意义 　　摘要：“共通感”与“教化”、“判断力”、“趣味”等一起被伽达默尔视为欧洲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的主导性概念。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着力对维科的“共通感”概念进行了梳理、阐发和诠释学改造，不仅强化了这一概念的实践哲学意蕴，而且彰显了“共通感”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为其作为理解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的提出――特别是理解的前提问题和理解的多元性问题的解决――做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关键词：共通感；诠释学；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073-007 　　 　　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讨论，是在《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艺术经验里真理问题的展现”中展开的。在探讨“人文主义传统对于精神科学的意义”时，“共通感”与“教化”、“判断力”、“趣味”等一起被伽达默尔视为人文主义的几个主导概念，在他对精神科学的诠释学探究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伽达默尔并不是简单地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维科那里将“共通感”概念搬入其哲学诠释学，而是从诠释学的角度对“共通感”概念的实践哲学意蕴加以深入的发掘，使其成为哲学诠释学一个基础性的概念。 　　 　　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维科的“共通感”概念 　　 　　在伽达默尔看来，“共通感”乃是欧洲近代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主导性概念之一，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维科则是这一概念的重要开拓者。他对“共通感”的讨论，也是紧紧围绕着维科的“共通感”概念来展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对维科的“共通感”概念做些介绍和分析，为把握伽达默尔“共通感”概念的独特性做些必要的铺垫。 　　作为18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维科较早地强调了人文现象的独特性，并表达了对将自然科学方法简单运用到人文领域研究的不满。维科认为，“在倾全力于自然科学时我们忽略了伦理学，尤其是忽略了涉及人类心灵及其激情的本性以及它们之间公民生活和雄辩术的关系的那部分学说”，而“在不同于几何学的问题上，古人认为，应当把这种研究的次序安排托付给实践判断，它不受任何艺术的调控，这正是它所以是实践判断的原因所在”［1］312。显然，维科注意到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古代的实践哲学传统遭到了忽略和遗忘，而他努力想告诫人们，在人类生活的研究中，实践哲学的维度是不应该忽略的；以几何学为典型形式的逻辑演绎一旦运用到人文现象的研究中，就会忽略人文现象的独特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实践哲学视角的引入，无疑构成了维科“新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构成其“共通感”概念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伽达默尔在对维科“共通感”概念的分析中，所努力发掘和彰显的，也正是其实践哲学维度，关于这点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讨论。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维科对“共通感”概念的阐发具有浓郁的历史学气息。一方面，他注重从各民族的历史关联中考察人类共通感的形成；另一方面，他努力彰显“共通感”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在著名的《新科学》一书中，维科对“共通感”概念做了如下界定：“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D4〕。”［2］87维科把这一命题作为其新科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条公理。 　　首先，按照这一界定，“共通感”（亦译为“共同意识”或“常识”）首先涉及到的是一种社会的（包括不同层次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共同性。共通感的形成，本身即是社会共同体内部的某种一致性或共同性的产物。维科指出：“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一致的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2］88依据这一条公理，维科认为在各民族中大体一致的部落自然法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一致性或共同性，而这种一致性或共同性导致各民族人民中产生出一种“心头词典”，它是各种不同语言的共同起源。维科指出:“我们观察到一切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尽管是各自分别创建起来的，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隔很远，却都保持住下列三种习俗：（1）它们都具有某种宗教，（2）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3）都埋葬死者。无论哪一个民族，不管多么粗野，在任何人类活动之中，没有哪一种比起宗教、结婚和埋葬还更精细，更隆重。”［2］135为什么会有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呢？维科认为:“一定就是这种共同真理基础支配了一切民族，指使他们都要从这三种制度开始去创建人类，所以都要虔诚地遵守这三种制度，以免使世界又回到野兽般的野蛮状态。”［2］135我们必须注意，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维科并没有遗忘历史研究的历时性维度。正如《新科学》一书的英译者M.H.费希在谈到维科的“民族”概念之字义时所指出的：“要识别一个民族，并不只是依据一个集团的人民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所共用的一套制度的横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