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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中风险沟通研究 　　[摘要]风险社会每一项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建设项目都离不开大规模的科技应用。但公众对科技潜藏“副作用”有着不断加深的认识，这些认识为大规模“邻避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恐惧与焦虑情绪土壤。化解公众疑虑情绪是避免“邻避运动”危及社会稳定的前提，这一事实提供了一条通过强化风险沟通、改善公众参与进而提高公共政策安全性的可能路径：广东茂名PX事件为如何有效进行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风险沟通；公民参与；风险认知；公共政策；茂名PX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2-0109-05 　　一、引言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疯牛病”、9. 11事件、SARS、印尼海啸、卡特琳娜飓风、雾霾、H7N9、Ebla病毒等重大突发事件使人类社会呈现“风险社会”特征，人们希望能“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然而在科技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化学光雾、毒气泄露、河流污染等危及安全与健康的风险事件屡有发生，且到处充斥着“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我怕”取代“我饿”成为社会发展驱动力。[2]在贝克看来，“恐惧”无法通过增加生产力或再分配方式得到解决，只能代之以“以集中的和大规模的‘反诠释政策（policy of counter―inlerpretation）’或对普遍的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性再思考和再规划”。[3] 　　然而颠覆现代化范式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本研究倾向在现实约束条件下寻求相对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因为风险社会每一项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建设项目都离不开大规模的科技应用，但公众对科技潜藏“副作用”有着不断加深的认识，这些认识为大规模“邻避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恐惧与焦虑情绪土壤。化解公众疑虑情绪是避免大规模“邻避运动”危及社会稳定的前提，这一事实提供了一条通过强化风险沟通、改善公众参与进而提高公共政策安全性的可能路径。 　　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与机构之间交换风险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它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与相成反应，还发布国家或监管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与措施等。[4]它强调公民参与应从参与形式与路径、信息透明、利益博弈等显性层面转向公众风险感知、风险分配与收益不对称等心理层面，强调政策议题与政策问题建构不再局限于利益均衡而是围绕“风险”及其分配展开辩论与博弈。广东茂名PX事件为如何有效进行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二、风险沟通是风险社会时代公民参与的必然要求 　　伴随大规模技术使用与深刻的社会结构变革，风险文化持续上升[5]，公众安全意识普遍觉醒。在此背景下，公民参与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对风险沟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 　　1.公共政策的“风险”烙印要求公民参与纳入风险沟通 　　那种认为“公共政策是‘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的利益分配过程”[6]观点已经过时，“现代政府决策进程更大范围上注入了风险因子，由公共决策直接或间接引发风险在当代人为的社会风险中占据比例越来越高”。[7]因此，公共政策在分配利益的同时也在分配风险[8]，承担风险意味着支付污染与健康成本，规避风险则享有隐性机会与利益。典型如PX、核能、垃圾焚烧等公共项目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动机效应，但也给当地环境、健康与安全带来潜藏风险，理论上这两种效应会以产业政策形式平均分配给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但更常见情况是利益分配与风险分配并不一致，当地居民承担了远超就业机会与收入的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公共政策在不同对象之间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分配不对等与不公平正是引发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和群体抗议事件的直接动因，公共政策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新型风险源。[9] 　　这种与“风险分配”有关的社会情绪失控与连锁反应在风险社会日益普遍，但人们却无法沿用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是否会爆发类似突发事件。[10]因此，风险社会给政府治理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公共政策被打上“风险”烙印，公共政策优劣评价从“成本―收益”标准转变为“风险 收益”法则[11]，达成政策共识的基础也从利益博弈权衡转变为打消对潜藏风险的疑虑。“风险烙印”与“风险―收益”法则要求在公民参与环节广泛纳入“风险沟通”，确保在降低“物质性风险”的同时，改善社会稳定性风险。[12] 　　2.公民参与关注焦点向“风险”的转化要求进行风险沟通 　　多地Px事件和2014余杭事件表明现阶段许多公共政策陷入了“邻避困境”，它表现为社会发展需要和周边群体反对的“发展困境”[13]，是一种简单通过公民参与也无法解决的“决策困境”。[14]当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