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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对立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造成了文学上两种自由的对立观点的突出。这种对立的观点除了中国历来都有把个体与集体对立的历史原因外，应该还有可资探求的因素。是否个人自由一定导向与国家自由的对立？梁启勋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中称：“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似相对待而实相乘，盖国家者，实世界之个人也。”①国家与个人本是一体的关系，国家是为每一个人而存在的，个人的自由也就是国家的自由。但因为中国近现代存在着亡国的危险，这时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就成了最迫切的任务了。这种要求国家独立的愿望和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合在一起，在文化文学观念上就变成了国家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并与个人自由对立的依据了。本节主要就两方面来探讨：五四自由主义文学与梁启超倡导的政治文学的关系；梁启超的政治文学不一定导向革命文学。 　　 　　一 　　 　　五四文学最大的成果就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这两大成果与梁启超等领导下的晚清“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泽厚认为：“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缘故。”②新思想的传播和三界革命的提倡和实践（都应属于晚清“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的思想资源；梁启超将文学纳入到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之中，晚清作家的创作实践不仅在文学的观念、文体的改变、文字的白话等方面给“五四”建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打下了文学基础，更重要的是晚清文学中所包含的民主自由意识成为了五四个性主义、自由主义文学最重要的文化基础。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最能显示差别的是人的觉醒，个性解放直到“五四”才算是真正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人求解放、摆脱礼教束缚的要求自然会反映在五四文学作品中。晚清民初在对解放的要求上主要着重于公民的政治社会权利层面，而对于人的自我本身的要求却还是被压抑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在当时的文学界,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追求……大量涉及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学被翻译进来，帮助中国文学转换价值观念”③。梁启超对自由民主意识的传播成为他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部分，落实到中国实践上，早期变法维新失败后，梁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国民性的揭露和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灌输来达到开民智、新民德的目的的。梁启超认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箍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④这种奴性推及到学术思想上，就是“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而“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⑤。 　　而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反思形成了五四“为人生的文学”一脉，虽名曰是为人生的文学，可是“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⑥，并且“深信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现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⑦。通观文学研究会以及和文学研究会创作倾向相同的鲁迅的作品，对于国民性的反思、批判，还有林毓生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所培育的祥林嫂、单四嫂子、润土的善良，以及这些善良的被毁灭，成为“为人生的文学”一派创作的显性及隐性的主题。 　　不管是“文界革命”的“新文体”，“诗界革命”新意境的提出，“小说界革命”的把旧小说当作“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看出梁启超希望的是用西方的思想意识来做中国新文学新小说移风易俗的思想资源。梁启超所提倡的文学可看作是包含西方自由意识的文学，即自由的文学。只是晚清这种自由解放的意识总是与民族国家的富强这个大前提联系在一起，在起初，这两种关系并不构成内在矛盾；到了后来，一方面是对文学审美功能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无限放大的缘故，致使文学的政治功能膨胀代替了文学的审美功能，而自由也在其中失去。晚清民初的自由思想和其文学创作中的自由与“五四”的自由含义及文学创作中的自由是不一样的。维新派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化的向往因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原因，个人自由在1920年代末最终演变成群体的自由，这种群体的自由一是来自于其新民强国的民族国家思想，另一点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有关。 　　五四文学相对于晚清着重文章思想内涵和文体的革命，更加注重文学本身的审美，“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⑧。晚清文学的自由主义性质可以从主体创作的精神自由状态和文学表达的自由解放意识两方面来看；五四文学的自由主义性质除了表现为其上两方面的自由以外，还表现为追求文学本体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