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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构建 　　摘要：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其中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个重要方面。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公民责任意识包括公民责任感、法律规则意识、理性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要素，并具有主体性、公共性、民主性和权责统一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责任意识对当下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关键词：公民社会；公民责任意识；社会转型；法治秩序 　　作者简介：蒋传光（1963―），男，安徽濉溪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1-0076-09收稿日期：2008-11-05 　　 　　从法治的视角来寻求公民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对法治秩序构建的功能和作用，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宏大”而“抽象”的命题――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次“公民社会”②在中国能否本土化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其生成、演进及发展还需要历史的审视、反思乃至评判，但这一概念和理论引入中国无疑有助于解释和反思当下我们所面临的“中国问题”。立足于这一社会背景，体察转型时期公民社会的生成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关联和张力，把握公民社会对法治社会可能的功能与贡献，使我们就不得不对当下“中国公民”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审视，这不仅仅是受到“以人为本”的社会呼声的影响，而且也是“人”的现代化对社会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的作用的重申与强调。而对“中国公民”的审视不可能也不必要面面俱到，本文试图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来窥视中国“公民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对当下法治秩序构建的可能的功能和意义。 　　 　　一、公民责任意识的界定 　　 　　从词义上来说，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由于公民内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对“公民”概念的界定就不得不作一个概念的演进史的考察。 　　（一）公民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从政治生活的视角，在公民和城邦的关系中对公民的内涵予以阐释：“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判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简而言之就是其人数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组合体。”［1］（P111）在城邦世界里，公民不同于我们近代民主制下所理解的一种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统一的主体，更多的含义是一种身份和特权的标志。 　　罗马人建立共和国后公民的范围有所扩大，但仍然是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①。由于古希腊、古罗马都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理解公民，赋予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民主性和参与性，尽管成员资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限”的②，甚至还具有“特权”的属性，但由于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在政治共同体之间是平等的，这无疑是对专制王权及血缘和地域特权的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的概念内含了近、现代所有政治和法治文明的“基因”，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形成的源头活水。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内涵是资产阶级在思想启蒙和革命中赋予和塑造的，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学说、社会契约理论以及天赋人权观念论证了公民自由和独立以及公民和国家之间基本关系的原则和理论，为公民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主权在民”宣称一国的人都是公民，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极大地扩大了公民的范围。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后无产阶级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无论是公民的范围还是公民权利的范围，都获得了空前的扩大。 　　通过对公民这一概念词源的考察，我们可以推知，公民与政治共同体或国家是一对范畴。事实上公民不仅是政治生活的主体，更是国家的“主人”，因此，从主体和主人的角度来看就更应该承担社会、国家和自己的责任。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吕宗麟指出，“民主国家的公民资格不仅是国籍或国民的性质；公民的资格已成为一种职责，它带来某些权利与责任”［2］（P34）。在我们看来这个责任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以促进其和谐发展，即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公民是政治国家成员的一种资格，具有独立、自由、平等人格，并在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中享有充分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且具有相对消极的不侵犯他人权利的责任的人。 　　 （二）责任 　　 责任是与自由相对应的范畴，正如哈耶克所说：“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lity）实不可分。”“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3］（P84）我们过去在法学上经常讲“契约自由”，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在其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