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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扭送制度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这是我国法律对扭送的有关规定。然而，在我国对于扭送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关于“扭送”的理解 　　从其词义上看，扭送有扭打和送往之意。扭打具有强制性，行为人只有首先控制扭送对象才谈得上送往司法机关处理，否则只能报案。很明显这个过程带有强制性，当然强制程度有轻重之分。而送往的内涵便是送走而不是留住，重点在于“送”。在这个过程中，行为人还要防止被扭送对象自杀或者控制不当而造成的其他伤害，更不能有人格侮辱和虐待行为。因此，扭送兼具有强制和保护双重功能。 　　在我国理论界，对于扭送的法律性质存在较大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扭送不是强制措施；第二种观点认为扭送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而是一种特殊的辅助性强制措施；第三种观点认为为独立的强制措施。 　　上面三种观点综合起来分为两派。一是否定扭送为强制措施，二是肯定扭送为强制措施。对于第二种观点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强制措施。笔者认为，以上三种分歧都只看到扭送双重性的一个方面所致，第一种观点强调了扭送非司法性，而事实上扭送必然带来一定的强制，所以之中主张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