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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园艺修辞与认同构建 　　摘要：对于修辞的关注一直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占有一席之地。修辞研究不仅通过文学批评关注文学作品，还将文本“内”、“外”相关联，甚至扩展到文化批评、话语批评等领域，而“元批评”式的修辞分析还能将批评话语本身纳入研究视野。在２０世纪的中国语境中，医学、园艺修辞被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所“共享”，在知识文化界广为传用，值得进行批评与“元批评”相结合的探究。医学、园艺修辞传达了现代主体基于秩序规划的“社会卫生学”理想与“造园”抱负，通过二元对立格局，它们构建起“对立认同”，是现代变局中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话语修辞在认同的构建中意义重大，却也编织着意识形态的“神话”，值得进行反思性的审视。 　　关键词：医学、园艺修辞；认同；批评、“元批评”；现代性；话语修辞一、批评、“元批评”与修辞视野 　　在文艺理论的关注对象和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作为言语运用策略的修辞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在艾布拉姆斯看来，贺拉斯《诗艺》开启的所谓“修辞学批评”（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传统直到１８世纪都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主导类型，它强调关注创作者运用的“艺术策略”（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通过这种策略，作者得以吸引或影响读者对于文学作品表现对象的反应与接受。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批评”（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修辞学批评”方法推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作者预期的表达效果在读者身上的实现，这正与亚里士多德论述的古典意义上的劝导性修辞命意相合{1}。而这应当也就是艾布拉姆斯用“修辞”一词给这类批评方法命名的缘由。 　　若不拘囿于“修辞”在西方语境中的古典意涵，我们能够继续从其它诸多批评流派中找到修辞分析的视野。以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客观批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2}将文学作品视作相对自足、独立的语言对象，并将文学、艺术语言与日常、科学语言区别开来，而前者内在审美特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各种修辞手段，譬如燕卜荪关注的“含混”（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瑞恰兹探讨的“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布鲁克斯强调的“悖论”（ｐａｒａｄｏｘ）等等。后来的解构主义则将其解构批评的立场、方法与修辞视野结合起来，拒斥显在的“字面意义”，力图揭示“语言对其直接指涉意义的一切偏离”③。保罗?德?曼把逻辑性的“语法”与非逻辑性的“修辞”相区别，认为“修辞从根本上将逻辑悬置起来，并展示指称反常的变化莫测的可能性”；他“毫不迟疑地”将语言的这种修辞属性视为“文学本身”{4}。德?曼《阅读的寓言》通过对普鲁斯特、尼采、卢梭等著作的修辞分析，进行了解构批评的成功实践。 　　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西方文学理论经历了由“内”到“外”的转向。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曾声言下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任务“将是在修辞学式文学研究同当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文学外部关系研究之间作作调停工作”{1}。不过在他看来，“内”、“外”之间并不矛盾和对立，“那些外部关系本身即为文本所固有，包含在文本内部”；而将文本“内”、“外”联系起来并使后者从前者中“开显”出来的门径正是立足于文本的修辞研究：“那些貌似外部的关系本身都需要一种修辞学的分析。”米勒认为，德?曼代表的解构批评已经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他并不止于对语言本身进行研究，而是“有了一个关于文学同历史、心理学、伦理学的关系的精心构想、阐述详尽的理论”{2}。 　　事实上，伴随着文学研究的“向外转”及其研究对象的“扩容”，文学以外的世界已经被正面纳入批评和修辞分析的视野之中。罗兰?巴特的《神话学》（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以符号学方法对大众文化文本进行意识形态批评，这一理路与修辞问题密切相关，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推出的新译本也就直接将书名译作“神话修辞术”③。海登?怀特的《元史学》（Ｍ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则开创性地对历史写作过程及其成形样态进行修辞学式的分析，通过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的视角对１９世纪欧洲主流史学思想模式进行了描述。如此看来，修辞研究的视野早已不局限于文学文本内部，而是关注到语言艺术的各种外部关系；在最初的文学批评之外，修辞研究还能与文化批评、话语批评等有效对接。 　　顺此思路，我们能否这样发问：同样以言语形态存在的批评本身是不是也能成为修辞研究的对象？这种“元批评”（ｍｅｔａ－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式的设想是要对文艺批评本身进行批评，对文艺评论、文艺思潮、理论话语等进行修辞分析。所谓的“元批评”通过研究“渗透于各种阅读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假定”，试图揭示批评话语中的各种观念与价值，“关注阐释和批评策略中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标准／价值之间的关系”{4}；对批评话语进行修辞分析，也就是要从客体性的言语策略中探求观念、价值、意图这些主体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