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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一带一路框架下全球价值链伙伴关系建设 　　后危机时代，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改进资本和技术的错配配置，扩大全球软硬件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别需要加强国际产能合作，重构全球价值链。未来我们应着眼于构建“一带一路”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机制，这不仅为促进中国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提供机遇，也势必推动新一轮全球贸易的繁荣型增长。 　　一、全球经贸低增长下的“一带一路”价值链合作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国际经济贸易调整大背景，区域经济一体化持续深化，国际贸易投资格局正处于深刻调整之中，世界各国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发展潜力，需求合作发展的动力。“一带一路”是一个跨越亚欧等区域、强调与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重大倡议，更是一个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倡议。 　　本质而言，“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型的“贸易协同战略”。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从“中心――外围”单循环体系向“双环流”体系转换，其经贸基础即“新南南合作”机制。新南南合作是针对以往单循环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边缘开展的传统南南经济合作而言的，这一合作，无论从背景、内容、形式、意义都大大超越了传统南南合作。在这种贸易协同战略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贸易模式必将进行新的调整，这种调整包括贸易与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融合与互动，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转变，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的重新调整，通过制度性安排保障推进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协同发展。 　　二、推进“一带一路”价值链合作的现实基础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体系。 　　中国最初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和垂直专业化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一直处于较明显的优势地位，但国际金融危机后其占比却呈下降趋势，而一般贸易则在波动中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增长速度超过加工贸易，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2009年一般贸易实现反超。以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标志，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加入WTO的十多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中国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模式。也正是得益于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规模与深度兼具的制造基地，在制造业的大多数部门和生产环节都具有较强生产能力，特别是在电子、汽车、机械等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部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产业转移。 　　中国已越来越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出口总额已经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左右。2011年，中国贸易增加值迅速增长到15744.2亿美元，超跃德国和美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增加值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具备了深化“一带一路”价值链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 　　数据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总贸易额持续增长，2016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6.3万亿人民币，其中出口3.8万亿元，进口2.4万亿元。“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跨境园区和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的产能合作，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各类双多边产业合作基金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与法国、德国、韩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就开展“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合作区，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建立双、多边自贸区是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重要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同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与56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目前中国-_东盟白贸区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升级、中国――格鲁吉亚白贸协定、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以色列自贸区谈判等稳步推进。 　　三、推进“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合作面临诸多挑战 　　当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