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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影响 　　摘要：为研究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签订对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构建负二项模型进行实证，首先探讨RTAs的签订能否抑制各缔约伙伴国对华反倾销倾向，其次根据RTAs区域反倾销条款透明度高低对各缔约伙伴国进行分组，分析区域反倾销条款透明度差异在各缔约伙伴国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TAs的签订显著强化了缔约伙伴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但反倾销条款透明度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缔约伙伴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最后，对中国如何利用RTAs规避反倾销调查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贸易协定；反倾销；负二项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01 　　?S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各国都在寻求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反倾销是WTO认可的抵制不正当竞争、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根据《关于执行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即《反倾销协议》），“一国向另一国出口的产品，如果其在正常贸易过程中的出口价格低于出口国本国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则该产品会被认定为倾销”。在倾销和损害认定时，“正常价值”的计量标准与“实质性”损害的判断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给予各国执法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反倾销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反倾销成为目前国际上最为广泛使用的贸易保护措施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Bown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显示，从1995至2014年，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总数高达1086件，超过了同期全世界反倾销案件总数的四分之一。 　　区域贸易协定（后文简称RTAs）的签订对反倾销的影响复杂。一方面，RTAs生效后，随着区域内关税水平的降低，各缔约伙伴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不受进口商品的冲击，纷纷采取反倾销措施。另一方面，WTO决策机制的协商一致规则使得WTO《反倾销协议》自由裁量权在多边框架下的修订受阻，而RTAs签订所涉及国家相对较少，利益冲突更易协调，因而更容易在反倾销自由裁量权约束方面达成一致。当前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结论不一致，也说明RTAs对反倾销同时存在促进和抑制作用。 　　截止到2016年1月，中国已经签署了14个RTAs。那么，RTAs签订究竟会对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有何影响？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一、文献综述 　　反倾销和RTAs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两个热点，但早期的研究均将二者当作独立的议题，并没有将关注点集中在反倾销与RTAs的关系上。直至21世纪初，才有学者开始关注RTAs的缔结对反倾销的影响。 　　国外学者关于RTAs对反倾销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美自由贸易区。Kent Jones[1]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对象，利用1980-1997年数据，实证研究NAFTA的签订对美国和加拿大反倾销裁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NAFTA的签订明显地降低了美国和加拿大对其他成员国给予反倾销肯定性裁决的比例。这种抑制效应的出现是因为NAFTA第19章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以双边审议小组机制取代成员国国内不公平贸易法律，而双边审议小组的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NAFTA反倾销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可能，因此可以减少反倾销肯定性裁决。Macrory[2]通过案例分析，也证明了NAFTA第19章争端解决机制对成员国的反倾销发起行为存在抑制作用。 　　同样以NAFTA为研究对象，Bruce Blonigen[3]采用1980-2000年面板数据，运用负二项模型进行实证，但其研究结果却不显著，因而他认为没有证据证明NAFTA可以有效地遏制美国和加拿大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内其他缔约伙伴国的反倾销发起行为。Niels和Francois[4]以墨西哥为例，利用1987-2000年面板数据，分析了NAFTA签订对墨西哥遭受成员国反倾销的影响，但结果表明，NAFTA的签订并没有显著影响缔约伙伴国对墨西哥的反倾销申诉和裁决。 　　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大到全球范围。Prusa and Teh[5]对全球范围内特惠贸易协定（PTAs）作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PTAs中的贸易救济约束条款的设立可以限制成员国间反倾销行为。Dukgeun Ahn and Wonkyu Shin[6]以12个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动态实证研究发现，RTAs生效后，成员国之间反倾销申诉大幅减少。 　　国内的学者关于RTAs对反倾销的影响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的文献较少。其中，王孝松和谢申祥[7]认为各国加入的不包含中国的FTA数量越多，其与成员国内部的贸易往来会对中国（非成员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