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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话语分析 　　[摘 要]“封建”泛化与封建话语的形成有关。该话语构造了现代史学的知识空间、表征结构与作为进化的直线时间观，与《易经》为代表的民族史学思维格格不入，但却渗透于现代汉语变迁的整个历史过程，并取得能对中国文化进行诠释和支配的话语权。由此，用“封建”作为中国历史的断代词语，或者给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现象进行定性，都只是没有任何历史和文化根据的当代话语游戏而已。 　　[关键词]封建；史学话语；新词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5-0522-06 　　 　　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的文本与言说，很容易发现中国语言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通过吞噬大量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语，我们在公共场合的高谈阔论，已不知不觉中换成了一种西方话语的变种形式。不能天真地以为，这些词语只是充实了我们的思想和表述能力，它们还在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做某种不平等的交易。在表面上准确和可靠的翻译之中，隐含着一个看似具有普世性的文化霸权。这一体系试图改变每一个汉字的原始含义，让他们注入西方的语义幻觉。总体趋势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大致上都会蒙上一种与落后、次等、愚昧、野蛮有关的内涵。这一内涵通常可以用一个汉语旧名来概括，即“封建”。这一词语被赋予了能够对两千余年中国历史下结论的话语权，成为高度抽象、权威和普世性的历史审判者。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曾引用下面这段发表于“五四”时期的一句话，“中国社会数千年生产力凝滞不进，农业与小手工业为经济生活的中心，封建制度非常坚固，一切社会思想都是封建式的。”这里“封建”概念不仅泛化到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现象，而且还赋予了审判的话语权力。就我看来，冯先生试图在“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上，进行细致、耐心而又灰暗的文献考证工作，梳理文献的印迹，升堂入室，直逼要害。他称这项工作为“历史文化语义学”，我称之为“话语分析”。本文拟承冯先生“封建”考论之余绪，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视角，对“封建”话语及其历史思维一抒管见，就教于方家。 　　 　　一、历史分期与时空含混 　　 　　“封建”作为断代词语，进而成为人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日常用语，反映的是一种有别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西方史学观。中国民族史学没有这样一种分期概念，而是以人物为线索，王朝兴衰为标志来断代。无论是人物还是王朝，都是历史人物本身而不是对历史的诠释。这种断代方式是尽可能让历史自己说话，说出不同的声音，不连贯的事件，但是，当我们用一个具有定性色彩的诠释词语，去概括一个时期时，历史就不再让自己说话，而是要为这个纯一的知识对象说话。这一对象是现实不是过去，是同一性不是多样性，是连贯的不是片段的。历史变成这个话语对象在说话。复杂而多样的历史事件被这一对象组织起来，形成一个连续的话语序列。所有的人物故事、王朝盛衰都服从于话语序列的需要而写作。历史变成了一种改写的风格。当西方现代史学观进入中国，并以它作为思维框架去重新审查中国历史，就需要一系列反映这一思维框架的词语，去组织和改写历史。那些用来断代的词语，不管是借用还是杜撰，都是反映现实需要而与历史无关。因此，要厘清这些词语的误用，不是去考察这些词语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准确性和对应性，而是要考察这些词语本身作为建构历史观的写作方式及其词语效果，也就是要说明这些词语本身到底预设了什么样的知识观、文化观和世界观。简言之，它们到底带来哪些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无关的假设。 　　西方史学把历史看作是一种知识，再现它的“事实”(如政治、经济、制度)，确立它的逻辑(如进化、发展、必然、偶然)。中国民族史学并不是把历史当作一种知识，也不试图规定历史的逻辑和进程。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典籍很丰富但没有史学。确实，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面镜子，其中看到的是自己而不是过去，历史是对自身道德的审视。“春秋笔法”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但是，作为知识的历史却不一样，它需要一系列类似“政治”、“经济”、“自由”、“专制”、“权力”、“社会”这样的词语去建立历史对象，还要用“原始”、“封建”、“资本主义”等词语去确定历史阶段，有了阶段划分就可以构建一个直线的时间观念，并对这一直线进行规律性的陈述，如“内因”、“外因”、“必然性”、“偶然性”。历史学家的任务变成围绕这些词语把不连续的、非直线的、没有规律的东西从历史中删除或使其适合历史分期，以符合现代人的思维方式(episteme)。历史作为知识就由一系列封闭的相互参照的符号体系构成，说它封闭是指这套系统与事物本身无关，即与历史经验、历史存在没有关系。但符号是一个意义系统，它会塑造人的意识。历史知识就是在语言意义层面上给人以一种真理性、逻辑性、实证性、抽象性、事实性、过去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