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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续写颠覆策略 　　【摘 要】名著续写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内容百变、质量参差的续写文本常令读者困于选择。以对《傲慢与偏见》的续写为例，其中既有工笔承接，亦有诡谲创新，令人眼花缭乱。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创作的《班纳特小姐的自立》就因其颠覆性的人物、情节设置而令读者大跌眼镜。不过，评判续作价值的标准有时并不囿于“忠实”二字。借助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比对原著与续作，可看出奥斯丁与麦卡洛在婚姻观、价值观方面的女性意识差异。“颠覆式”的名著续写或也值得一读。 　　【关键词】名著续写；“颠覆”；符号矩阵；《班纳特小姐的自立》；女性意识 　　《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以下简称续作）是澳大利亚当代女作家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1937―）于2008年出版的通俗小说。这位凭畅销作品《荆棘鸟》（澳洲的《飘》）而蜚声的女性主义作家此次对《傲慢与偏见》（以下简称原著）进行了大手笔改造。麦卡洛让班纳特家的三女儿玛丽成为主角：一个独自照顾母亲多年而未婚嫁，思想独立，并期以写作来改良社会的女权主义者。玛丽只身前往曼彻斯特采风，却路遇强盗，后又被邪恶药剂师囚于山洞，“自立”过程一波三折。续作中，玛丽更与富有出版商辛克莱展开了现代式的自由恋爱。与之相对，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遭到颠覆：达西成了一心想要跻身议会的政客，为维护地位与身份而“鄙夷”妻子娘家人；伊丽莎白则失去了往日活力，在丈夫的独裁下俨然成了一只“买来的老鼠”。从负面评价看，续作“没能抛开爱情故事的桎梏”，不仅“将原著中的角色抛入一个陌生荒诞的世界”，还“毁了伊丽莎白与达西间的爱情”。然而，与艾玛?坦南特（Emma Tennant）的工笔承接（《彭伯利：傲慢与偏见续作》）及赛斯?格雷格姆-史密斯（Seth Grahame-Smith）的诡谲演绎（《傲慢与偏见与僵尸》）不同，《班纳特小姐的自立》对原著有着一种“颠覆性”的依赖。本文尝试使用法国著名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符号学家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的符号矩阵模型来比对原著与续作，尤其考察前后作品在包括婚姻观、价值观在内的女性意识之差异，期为麦卡洛“颠覆性的续写”做一解读。 　　一、“整合式模型的结构” 　　格雷马斯认为叙事文本是由外显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内隐的结构主干（深层结构）所组成，深层结构“是纯形式的，先于意义的”。按照“二元对立”的思想及其组织关系，格雷马斯构建了“符号矩阵”理论，为各类叙事文本中的基本义素关系提供了描述模型，即一个意义S最初都以语义轴形式显现，其对立面是S，S与S相矛盾，语义轴S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串联着两个相反的义素：S1S2，这两个义素必然会有与它们各自相矛盾的对立项：S1S2 ，这样，S就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具有析取和合取双重关系的复合义素，一个意义的基本结构便能获得表述（如下左图）。一切系统都会有一套规则。规则可以是正面肯定，也可以是反面否定：设S是系统正面肯定规则的定义，代表着指令的整体；那么S就是反面否定之定义，代表着非指令整体。在意义的外显层面，这些规则分别以S1（提倡）和S2（禁止），S1（非提倡）和S2（非禁止）的形式出现（如下右图）。格雷马斯举例到：“绿灯表示通行（即S1），红灯表示禁行（即S2），黄灯在绿灯之后表示非通行，在红灯之后表示非禁行，当停用红绿灯只亮黄灯时，它甚至表示S1+S2”。 　　该整合式模型结构（“符号矩阵”）可被应用于各种不同领域，还可“用来阐释某些作家个人所创造的语义世界”格雷马斯指出，当我们通过分析获得两个语义系统时，其中一个系统中任一要素（如S1）与另一系统中的要素进行整合，可得16种组合，由此而见系统间的异同，揭示隐藏于文本中的创作主题。本文欲借助“符号矩阵”来展示续作的“颠覆”意图。下文因以创作者的女性意识为关注重点，故语义系统中的要素代表字母均以作者姓氏首字母表示（奥斯丁：A，麦卡洛：M）。 　　二、“颠覆”婚姻观念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认为，“不管社会的性质是什么――父权制、母系、父系等等――总是男人交换女人，女人成为交际中的示意符号”。婚姻是交换的途径，也是女性参与交际的途径。奥斯丁的作品常暗含“女性凭借婚姻来满足自我需求、影响社会”这一认识。普维（Mary Poovey）在分析了《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现象后说，“小说结尾的大团圆巩固了奥斯丁心中理想的、父系家长式社会”，且“由婚姻作为最小构成单位的家庭在奥斯丁看来总是家长式的，通过女性在社会等级制下循规蹈矩而获得支撑”。原著中，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婚姻虽融入了个人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与身份越位，其本质仍为女性对父权的归顺，金钱、地位仍归男性专有。审视原著中的几对婚姻不难发现：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结合是奥斯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