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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几个面向 　　[摘 要]江南地区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中外学界的讨论长期聚于社会经济史领域。而江南地域的界定从无定识，影响到对相关部问题的讨论理解。但如果从明清时代人们的认知与相关史料出发，明清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江南，既与明代以前有很多不同，又与清代的行政概念和现代学者们的界定有许多差别，应当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地区。这里经济发达，商品经济活跃，市镇繁荣昌盛，吸引了大量现代学者的目光。其中不少研究都断然将市镇判定为城市。但无论是传统认知，还是在历史文献的重新解读中，市镇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认定为城市的范畴。以往有关乡绅或地主的城居、乡居观点，因此必须重新考量。至于当下颇受关注的比较研究与全球视野，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史层面。许多研究只是剥离出若干利于理论说明的材料，而弃其他反证于不顾，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比较分析，其实缺乏坚实的史料背景，遑论全球化视野下的任何对比分析。明清江南的任何研究，都应该重视原始史料的接触与正确解读，简单地以现代学术框架来对历史作概念判定和理论推导，都不可能真正体现历史实际。 　　[关键词]明清 江南 区域社会 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冯贤亮(1971―)，男。浙江省嘉善县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江南地区史、明清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5；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1―0134―10 　　 　　一、历史地理学视域下的“江南” 　　 　　大概从20世纪50年代起，江南研究逐渐跃入了中国重要学者的视野。研究江南的动因是什么，在那时，主要是为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需要，也因为在这个讨论地域内，可资利用的传世文献资料中，支撑上述问题的资料基础相当丰满，关注的时段主要就在明清时期。到90年代末期，海内外的江南研究成果，不仅远超对于中国其他地域的研究，而且讨论深度与广度，也是其他区域的历史研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有人说，海内外许多学者在近一百年间对江南作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之多与水平之高完全超出了学术界对于其他地区的研究②，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是，对于江南的地域问题，常常因不同学者的论题所需，而随意设定，从无有统一的认识。例如，王家范在其早期关于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的研究中，认为至迟在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已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也将五府乃至七府并称，因此，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作为第一本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专著，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指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区。洪焕椿与罗嵛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定义，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地区，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区。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所论仅涉苏、松、杭、嘉、湖五府，但统计市镇分布的附表，则广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徐新吾等人对江南土布史的研究，基本上以松江府为中心，旁及常州、苏州、嘉兴、杭州、宁波各府的部分地区，长江以北的南通因手工业比较发达，且在供销方面与江南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也被纳入江南的范围。范金民对江南丝绸、商业史的研究，则较明确，即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东濒大海，太湖镶嵌其中，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江三角洲，包括今天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面积达四万多平方公里。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和《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明确表示其讨论的是“狭义的江南地区”或“太湖流域”，范围当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为最合理。此后的江南研究中，蒋兆武、包伟民等人所设的地域，均未超出上述地区。周振鹤、李伯重又分别对“江南”的历史沿革、“江南”的地域界定，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21世纪的最初几年，这个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涉及了许多学科领域，包括地理学、文学、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譬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编的《国家地理》杂志，还专辟一期，从不同的学科视野，论析不同的江南空间。在不同的“江南”外延下，其共同的内涵都是太湖平原。特别应指出的是，由于经济的繁荣，江南的吴语地位上升，江淮官话受到歧视，受这样的心理因素影响，不但扬州不被视为江南，也连累镇江被当作江北了。这倒十分附和明清时期中国人日常视野下的江南，也是经济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