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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与对策 　　2006年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观、教育价值、教育公共政策继续调整的转向之年。从在西部的农村中小学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概念逐步为各地方政府所接受，再到许多地方假市场之名、行营利之实的中小学“改制学校”受到强制清理，这些十分显著的变化令人鼓舞。 　　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新《义务教育法》)的两大突出亮点。2006年9月1日新《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后，关乎义务教育外在发展环境的前者，明确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责任，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形成制度后比较容易执行：而关乎义务教育内在发展活力的后者，要确保义务教育不在权力的侵蚀下丧失内在发展活力和衍生腐败，难度不小。 　　 　　停办重点校(班)是个大难题 　　 　　我国基础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其特点是将学校和学生等级化，提供不同品质教育，以升学教育和培养少数尖子为办学的主要追求。时至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百业待兴而国家财力有限，为了早出人才，各地政府继续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中小学校。比如全国制定了城市教育附加费这个政策，上海利用每年收上来的10多亿元附加费办窗口学校，几年下来一批条件优越的窗口学校办了起来，再后来这样的学校在全国遍地开花。 　　用教育附加费办窗口学校与地方官员要出政绩的动机相合，加上一批富裕起来的家长要孩子上好学校，并通过“择校费”的方式不断将大量的钱向好学校集中，结果使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越来越倾斜。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提出取消义务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学生免试就近入学。遗憾的是，各级政府突出重点、片面追求少数优势学校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变，在很多地方，以示范校、实验校、星级校等名义打造少数豪华奢侈的“名牌学校”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薄弱学校”“差校”，致使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迄今使入感到积重难返。 　　从历史上看，办重点校符合当时国情，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但对于出现今天重点校际竞争之激烈局面是始料未及的。重点校依靠特殊权力和优质资源聚敛钱财，使义务教育的公平环境愈益恶化，因此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之后，就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了。在北京，许多重点初中与重点高中剥离后，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点校，然而其“重点”的名声还在。因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认为，要实现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关键是实现学校师资水平的均衡。相比之下，国外的做法则是让教师和校长流动起来，并实行国家所有(全国教师公务员制)，从而达到义务教育发展的均衡。 　　由于重点校(班)并不能精确定义，随着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它们开始改头换面继续过去的故事：不办重点校(班)，改名为“实验校”(班)；不张贴学生成绩，而将名次落后的学生的家长召到学校；不公开收取择校费，而改为暗中收取或另立名目。对于诸如此类的顶风而上暗流涌动，一些地方政府则大开绿灯，这就构成了对新《义务教育法》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真正挑战。 　　如果不整治义务教育阶段的上述教育秩序，逐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实际存在的择校现象，法律规定的不办重点校(班)就是一句空话。我国城市和城镇中已经形成许多资源丰厚的名校，不可能在短期内让所有学校达到同一水平，更不会使过去重点校制度遗留的难题消失。当前最需要政府在管理思路与方式上寻求对遗留问题的化解之道，比如在择校费的收取与分配上，可考虑对获得大量资助的名校收取教育公平互助金，以损有余而弥不足。又比如要对目前越来越火暴的社会培训班监管到位，才能依法达到保护中小学生的目的。 　　 　　教育公平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教育公平直接影响着一代孩子人生成长的起点公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将义务教育办成孩子们平等学习的地方，无论是学校硬件还是师资力量，都需要逐渐走向均衡，国际上推行现代教育的国家都不例外，因为教育现状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任何政策都有成本和收益，人民的长期福祉永远是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如果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大体公平合理，孩子们就会心安理得地在自己家庭附近的学校上学。当孩子们从小就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平等对待，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培育尊重平等精神的过程；反之，如果他们在开学之际就要与家长一起面对人际关系与择校费，不仅其幼小的心灵很容易受到扭曲，还会给社会增添经济成本与道德成本。 　　对于义务教育“不得举办重点学校和按成绩分班”的规定，很多并不认同的教育人士基于传统的发展思路，质疑这是搞平均主义、降低教育质量。而始终坚持“不能把义务教育的公平推向未来”的著名学者杨东平认为，义务教育原本具有一种“平均主义”的取向。义务教育是国家行为，是政府依靠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它的基本价值和功能是保障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因而公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