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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公证制度对我国大陆启示 　　摘要:随着两岸关系的正常化,涉台公证业务不断增多。了解我国台湾地区的公证制度,不仅可以洞察大陆法系公证制度的精神和实质,也可以为我国公证法的修订提供一定的参照。当前形势下,明确我国大陆公证权的定位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公证人的地位、公证组织形式及规则,完善我国公证相关立法。对加快海峡两岸公证业务资源的自由流动,节约公证成本,提高公证效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公证制度;公证权;公证人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9―0046―02 　　 　　随着两岸关系的正常化,在两岸实现三通的背景下,涉台公证业务也随之骤增。以笔者所在的福清市为例,今年第一季度,办理各类公证业务达20 000余件,其中涉台公证件数增至2 000多件,比上年同期猛增8倍。这一季度,虽然公证业务总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近10%,但涉台公证业务量猛增8倍,受理件数高达2 000多件。影响以上数据的主要因素在于台海局势的好转,尤其是两岸实现大三通后,给闽台交往带来了极大便利。在此形势下,了解我国台湾地区的公证制度,对提高办理涉台公证业务的效率以及完善我国公证立法均有所助益。 　　 　　一、公证制度概述 　　 　　公证制度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1]。每当人们处于相互冲突时,为寻求一个相对价值中立的机构的参与。采取利益平衡方法,以寻求在价值取向和力量上的平衡。在理性上获得相互之间冲突和制度之间的“界限”。这个参与机构既要有合法性又必须具有正当性。能协调不同的矛盾点,实现他们的统一。这种机构既能保护公民的职责,同时又能维护法治的职责。这种机构能正确地处理所引起的纷争,又能最佳的缓和社会不同主体不同需求的矛盾和冲突。“只是构成了一个正义制度的最为根本的基础,它是由那些最低限度的公正和合理的标准组成的,没有这些标准,就没有可行的法律制度。”[2] 　　公证制度立法起源于近代的西方,从世界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大陆法系(拉丁法族)公证制度及英美法系公证制度,两者有较大区别。大陆法系(拉丁法族)公证制度将公证制度定位为准司法制度,公证人对公证内容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审查,虽然公证的组织形式较为自由,但针对一些重要事项,一些国家采用强制性立法将公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通过《公证法》和本国民法典进行对接,将公证法或者公证人法作为民法典的配套法规,以实现公证作为民法的必要补充。英美法系公证制度是通过判例结合中世纪的宗教公证传统而形成的一种民间证明制度,公证完全自愿,且公证人仅对公证事项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前者以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为代表,后者以英国、美国及英属殖民地为代表。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公证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事法律,是中华民国时期,借鉴大陆法系传统制定的,经数次修订至今仍然适用。台湾地区的公证法正如民法典一样,继受了德国法传统,具有逻辑性强,体系完备等优点。其不仅采纳了大陆法系国家公证法的精髓,而且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实现了“本土化”,即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对今天我国大陆地区的公证法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台湾地区公证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对公证权的定位 　　我国古代时期曾经出现过公证制度的雏形,但受中国封建制度影响,当时的公证制度性质上属于国家行使统治权的方式,类似于今天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合同鉴证。这与当今大陆法系的公证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德国公证制度为例,其公证制度是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国家治理专门事项的统一,也就是介于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第三类权力。在“重刑轻民”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证制度的,现代意义上的公证制度恰恰是西方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确切的说,公证制度是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而实现私法自治的有利工具。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公证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此条例借鉴了西方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后经修订适用于我国台湾地区。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充分意识到法律移植的重要性,和大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将公证权定位于第三类权力,即实现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实现国家治理的统一,其目的在于保障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对重大经济活动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进行适当干预,以预防经济纠纷的产生和避免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这种定位下,台湾地区公证人的选定、公证机构的组成均有自己的特征。 　　2.公证人的选任、地位及作用 　　我国大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暂行条例》,立法者认为,当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尚不足以使我国像大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准许公证人自己设立事务所来从事公证业务。所以,规定在地方法院内设公证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