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文书国外研究概述.docVIP

司法裁判文书国外研究概述 　　摘 要：裁判文书改革是当前法学界的“热点”，其所具有的价值意义不仅是还当事人一个公正，在解释和宣传法律法规、传播法律思想、改造被告人和教育公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是解决司法改革困境的突破口，在当下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从法理学和语言学两个视角对国外司法裁判文书研究进行概述，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思考，以期引起国内更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 　　关键词：裁判文书 语篇 法理 人际功能 　　一、引言 　　文字出现前，法律事务的处理只能通过各种口头形式完成，而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使记录这些法律事务的处理过程成为可能，并且很多国家的文字早期功能都体现在合同、遗嘱和法典中。早期的法律文本主要承担对口头传达行为的证明性作用而非规范或处分性作用，如英国早期的法律文本主要是关于遗嘱和土地或不动产的转让与赠予，历经数个世纪，才形成了法律文件的书面形式和签名或封印一起构成有效法规或裁决的局势。司法裁判文书即是法院以中立立场为解决各种社会冲突所做出的裁决。国外对裁判文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法理解释领域，而司法裁判文书的语言则涵盖在对法律文本的研究中，法律文本书面语的传统研究常侧重于法律条文的措辞和句法结构。因此，国外对司法裁判文书的研究可以分为法理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两方面。 　　二、法理学研究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认为司法裁判文书中必须表述判决理由，只是重视程度不同，“意大利从十六世纪起，而德国从十八世纪开始逐步确立起判决要说明理由的做法，而在这点上，法国只是在1790年，德国只是在1879年开始作为一项法官普遍接受的义务，判决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原则在当今已经极为牢固地树立了”[1]。大陆法系实行成文法制度，裁判文书通常局限于对法律条款的分析，相对而言，大陆法系国家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不如英美法系国家充分。在英美国家，对于法院实际判决或裁定决定争议的事项，人们较多地注重对相关的法律进行评论，并阐明法官为何做出其判决的司法意见或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可能包含某些对将来审判案件有价值的阐述[2]。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是遵循先例的原则，承认“法官造法”，即“当法院在判决某个争议的过程中撰写意见以说明其判决理由时，法院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指导未来案件的先例”[3]。这就要求法官在撰写裁判文书时，不仅要考虑解决法律纠纷，还要顾及此次判决可能作为法律对未来一系列案件的产生影响。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论证严谨，很多判决书甚至就是一篇说理充分的论文。 　　此外，国外对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也有过一些研究，主要从法制史的角度进行梳理。如Derk Bodde和Clarence Morris在其所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Law in Imperial China）一书中翻译了一系列刑事案例及判决并对其法律方法做出了尝试性分析，归纳了中国官方对于法律的态度并揭示其主要法典的谱系[4]。再如当代日本学者高见泽磨的《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5]，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的《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6]等都是以中国古代或近代判决书为原始材料来描写分析古代法律的实施情况。 　　三、语言学研究 　　司法裁判文书的制作过程是发现检验一部法律良善与否的重要途径，因为法律是否良善的判断权不在于其生产者即立法机关，而在于其消费者即各类用法者，而司法裁判文书本身既是立法效果的鉴定书，又可以成为立法的意见书[7]。因此，司法裁判文书的语言也引起众多国外学者的特别关注。 　　Wetter对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和德国的司法裁判文书进行对比研究，结论显示法官在司法系统中的不同角色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语篇风格，Wetter发现大陆法系的法官类似于行政官员，这类法官的判决受到相应的限制，通常在风格和格式上较为僵硬严格。此外，按常规法律惯例，法官被训练成法律的倡导者，训练的中心在于解释和平衡争论[8]。Lawrence认为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主要关心的是做出最好的决策，以对争辩各方尽量公平的形式传达给大众，因此法官在撰写司法裁判文书的过程中，只能采信法律系统承认的证据观点，并且必须以决定性的方式解释他们认为正确的结果[9]。Bhatia通过分析法庭案件的类型，总结了司法裁判文书的四种主要交际目的，认为司法裁判文书主要由法庭掌握的一些事实证据构成，由典型的四步结构构成：（1）明确案件；（2）确定案件的事实依据；（3）就案件展开争论；（4）宣读判决书。此外，Bhatia还指出司法裁判文书的语言、法律咨询的语言、立法语言、合同语言都是很有特色的法律语体[10]。 　　Maley认为司法裁判文书既有宣示又有辩护功能，所有判决书都共享一套结构要素，因此可以说其具有潜在的体裁结构，其中包括：（1）事实、案件报告和案件相关历史的记录；（2）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