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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取得转让合同效力研究 　　摘要：研究善意取得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可以解决《物权法》第106条与《合同法》第51条法律适用的理论困惑和冲突。善意取得制度不应该遵循《物权法》中规定的一般物权变动模式(即我国所采原则上债权形式主义)，因为善意取得制度本身之设立就在于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来维护交易财产的动的安全。只要适用《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善意取得之转让合同的法律属性就应该被认定为无效。 　　关键词：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　法律属性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6-0067-05 　　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但该条规定过于简略，没有提及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物权法》第二次至第五次审议稿曾明确将转让合同设定为有效合同，但以后两次审议稿均将其删除，而正式出台的《物权法》则回避了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依目前的通说，学术界大都主张善意取得是原始取得，亦即受让人直接依法律规定而取得物权，而非继受取得，故从理论上说，转让合同的有效与否不影响善意取得制度效力的产生。也正如此，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所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并未将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该问题可以在立法中回避，但在实践中却无法回避，它不仅涉及到对出让人和受让人的具体保护程度，也触及到《物权法》第106条与《合同法》第51条法律适用的理论困惑与矛盾冲突，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问题应该得到解决。 　　由于法律的贯彻执行依赖于对法律的诠释，为了能够正确、深刻地理解善意取得制度，推动我国善意取得的判例学说的进步，有必要从法解释学的视角对这一制度疑难点进行深入研究。 　　一、对善意取得条件下转让合同法律属性的分歧 　　目前关于善意取得条件下转让合同的法律属性有两种相反观点：一为“有效说”，一为“无效说”。“有效说”以王利明、彭诚信、程啸为代表。王利明认为：“《合同法》第51条只是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所作的一般性规定”，善意取得是特殊情形，二者是“一般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应当先适用特别条款”。如果依赖合同的效力，一旦合同被确认无效，就“要发生恢复原状的效果”，故“原则上不应当再考虑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而直接依据善意取得规则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但“善意取得必须以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为基本前提”。且“违约的损害赔偿与无效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相比较，显然是要求处分人承担违约的损害赔偿对相对人更为有利”。彭诚信、李建华通过论证“无权处分行为”应该“不影响转让合同效力从而得出善意取得合同也应为有效”，而且“设定善意取得亦应遵循《物权法》中的一般物权变动模式(债权形式主义)”。程啸认为：“必须以交易行为的有效性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故“物权交易行为必须合法有效”。 　　“无效说”散见于一些专著：“如果处分权人拒绝追认，则该合同确定地成为无效合同，但此无效不得对抗已依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权利的善意第三人。”“如果无权处分合同的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合同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取得的效力”。 　　要深刻剖析“有效说”与“无效说”之本质，必须理清我国物权变动模式之内在联系及无权处分合同的法律属性。 　　二、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及其相互关系 　　1.原则上采债权形式主义 　　我国物权变动的模式原则上采债权形式主义，也称意思主义与交付或登记的结合。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发生变动时，除了需要当事人之间有债权合意外，还需要践行登记或交付的形式，才发生物权变动之效力。其基本要点有二：一是引起债权债务关系发生的意思表示即是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二者合一，并无区别；该债权意思表示即为法律上之原因或原因行为，故物权变动的效力自然应受原因关系――债权行为的影响。虽然我国立法承认物权行为的客观存在，并将其与债权行为严格区分，但并不承认德国法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则原因行为必须有效。二是必需履行登记或交付的形式，此为物权变动的成立与生效要件。债权形式主义既没有把物权的变动系于债权行为，也没有把物权变动单纯系于物权行为，而是把物权变动的根据看作是由原因行为和登记或交付的结合构成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用公式A可以表述。 　　公式A：有效债权行为+交付/登记=物权变动(继受取得) 　　公式A中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必须为有效。 　　2.例外采意思主义 　　意思主义又称债权意思主义，其特点是：发生债权的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仅须为当事人的合意即能完成(债权合意主义)；一个法律行为除有特别情事外，即可发生债权与物权变动的双重效果；物权行为既无独立性，则其效果自然受原因关系即债权行为的影响；物权变动后，如当事人为交付/登记之法律行为，则对抗善意第三人。意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