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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摘 要：本文梳理了前人的研究，对农民民工市民化的概念、现状和问题、制约因素以及实现市民化的路径进行了归纳和梳理， 以期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综述 　　农民工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特有的产物，主要指在非农产业就业但同时保留着农民身份的劳动者。据统计，2012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6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 1.6 亿人，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过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力军。如何促进这一群体成为具有内在意义上的“市民”，是当前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较多，对这些文献进行回顾梳理，不仅可以理清当前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进展和前沿动态，从中获得启发，还能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一、 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研究 　　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界定一般意义上遵循几个指标，主要以户籍变化、职业类型、身份认同、居住条件等几个方面。如姜作培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改变原本以土地为本的生存方式，进入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并逐渐习得了城市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1]。袁小燕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泛指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它不仅是指农民居住空间的变化，空间上从乡村变为城市；户籍属性上的变化，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以及职业类型的变化，由依靠土地为生转变为从事其他非农生产，更重要的是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认同等由农村范式向城市范式转变，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城市文明内涵要求、具有现代市民素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2]。概括起来，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的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的市民化。许峰认为，内在素质市民化是指有关市民自主的生活行为方式、身份认同、城市融入的变化；而外在资格市民化更多的是指区别于农民的职业类型以及户籍上的非农化[3]。 　　二、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问题研究 　　现有学者研究普遍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总体和程度都较低，呈现一种“半市民化”或“不完全市民化”的状态。学者李强认为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的限制，把学历层次较低、专业技术能力较少的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之外，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和底层。[4]刘传江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边缘化呈现一种代际传递的现象。[5]马广海认为，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还仅限于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农民工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然而在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却很难融入，自身还保留着区别于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6] 　　三、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是研究的重点，当前的半市民化以及不完全市民化有其主体性的因素也有客观制约因素。根据现有文献，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主体性障碍、制度性障碍、社会性障碍。 　　首先，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来自于作为市民化主体的农民自身，主要表现为：一是就业选择性障碍，即农民自身受到的文化教育普遍不高，职业技能单一，而在城市社会多元化和高层次的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从事高强度、低报酬的“三低”工作（dirty，dangerous，demeaning，即脏、险、累的工作）。[7]二是文化障碍，即由于生活场域的变化，文化适应需要一个主体嵌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及对城市的“文化抗拒”，并因而形成自我封闭的“亚文化”（Sub-culture），自觉选择与城市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隔离 。[8]三是认识障碍，即农民由于自身观念陈旧，“小农意识”浓厚，而与现代城市社会的思想观念、社会规范等方面产生脱节。[9] 　　程亮和郭剑雄认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很多，但是户籍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制结构下，不同的户籍制度下主体社会保障、医疗制度以及教育资源都有较大差距，农村户口制约了农民工在城市的保障性发展。[10]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着一些社会性障碍，来自于转移农民自身社会资本的脱嵌。转移农民进入到城市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过程，转移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以亲缘、地缘和血缘为主的基础性和小范围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同质性强、异质性差的社会资本很难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在城市中向上流动的机会。[11] 　　四、 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大量有针对性的的对策和建议。如陆学艺、黄泰岩、张培丽等学者提出要改变二元体制的城乡治理模式，为农民进城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保障。[12]郑杭生则强调在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中，除了外部“赋能”，农民自身也必须“增能”。[13]姜作培认为只有实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认知统一、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