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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宗教哲学和传统创造 　　内容提要：文明之间的对话总是源于压力和挑战，但机遇也随之而来。机遇在于，能否在对其他文明的学习、理解和观照中重新找到自信。没有这种自信，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没有意义，也不可能真正发生。自信意味着在新的时空坐标中不断地对自己传统之宗教信仰、哲学理念和生命意识的重新反思、批判和再造。通过对话，重新理解、发现、再造并坚持自己，这是犹太哲学发展史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再造自己的传统和文明，不是回归，而是复兴，是基于新的时空可能性创造新的传统。 　　关键词：犹太哲学 　　信仰 　　传统 　　 　　对于当今中国学界，我们可以找到必须重视犹太哲学的许多理由，譬如宗教的，哲学的，文化比较的，等等，但最重要的理由应该是来自由历史机缘所致的相似性。当今之中华民族和昔日之犹太民族一样，都不得不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都要在自己强大的思想或信仰传统与新的创造之间挣扎。当我们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中探索、创造自己的哲学和思想时，众多犹太哲人的成果无疑是最好的借鉴。犹太哲人已经持续努力了两千多年，并以其天才的智慧和虔诚的信仰，创造出犹太哲学这一辉煌成果，而我们的努力才刚刚开始。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现代哲学和从公元前业已开始的犹太哲学走的是同一条路”，也就是说，“犹太哲学的‘发现’确认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走向”，因此，犹太哲学对于我们不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知识、哲学学理和哲学精神的借鉴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来自犹太哲学家在其思想情感的历史机缘中所生发、所展现出来的得与失、苦与乐的心路历程，乃是最恰切于当今时代中国之哲学思考和创造的理想参照和经典范例。《犹太哲学史》的意义由此可知。可以说，我们不得不面对犹太哲学所带来的启示。 　　这种启示无疑是极其丰厚的，而对我们来说最切身、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问题：(1)如何面对西方哲学、西方文明所造成的压力、挑战或机遇?(2)如何面对上帝或宗教信仰?(3)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传统?辉煌的犹太哲学的起因却是悲剧性的，正如犹太哲学史家古德曼所言，“犹太人是因为无法抗拒的压力才开始哲学化的”事实上，不仅整个犹太哲学的起点如此，而且每一次犹太哲学的起点也都是如此，这些无法抗拒的外在压力在古代来自希腊哲学、中世纪来自阿拉伯哲学、近现代则来自启蒙运动和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等，而贯穿始终的主线是犹太文化或者说犹太宗教与古希腊哲学所开创和代表的西方哲学之间的较量、对话和融通。在一次次强势外力的冲撞下，一个古老的、流浪的、人口很少的、始终处于劣势的民族，能保持这种较量和对话两千多年而不绝，已经是奇迹，而在这种较量和对话中还能够创造出辉煌的犹太哲学，则堪称卓绝。我们不禁要问：犹太人何以如此?是什么使犹太人超越并战胜了时间和历史?答案很简单，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在政治现实中总是处于劣势的犹太民族，凭借作为上帝惟一选民的民族自我意识，始终保持着心理、精神和信仰上的优越意识。正是这种信仰和意识，使他们无比珍视并恪守自己的信仰、经典、律法、习俗和传统，作为犹太民族的精神和质素，这种信仰传统造就了一个民族的传奇，塑造了惟一一个具有纯粹信仰的民族，且是仅仅由于信仰而得以存在和绵延不绝的民族。与西方哲学的较量与对话、希伯来与希腊之间的较量与对话，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开始并一直持续进行着，而且，惟其在这个前提下，这种开始和持续才有可能。 　　简言之，是一种纯粹的、矢志不渝的终极信仰使得犹太人，而不是希腊人和希腊人的继承者能够开始并实际上主导着一场没有尽头的人类精神和思想的盛宴，这本是信仰和理性这两极之间的势不均、力不敌的一场鸿门宴，却因而成为西方历史乃至于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寓意深长的壮丽会饮。 　　这场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公元前30-公元45)开始并已持续到莱维纳斯(1905-1995年)的“会饮”，其主题曲是信仰与理性的双重变奏。傅有德先生充分展示了这―双重变奏的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态度是绝缘论，即使传统和哲学绝缘，免前者受后者的污染，以保持前者的纯洁性。实际上，这是排他主义的态度，是站在犹太教传统上对哲学的拒绝，其本质是要犹太传统而不要希腊哲学，要先知的启示，而不要哲学家的理性思维。 　　第二种态度是二元论，即认为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并驾齐驱，如同理论和实践，真理和道德，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不同而并存一样，启示性的传统也与理性的哲学不相干，但它们可以并行不悖，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作用。换言之，启示是被限定在实践的领域，而理性是在真理的框架之内，二者是可以作为互不关联的东西并存并各自发挥作用的。这种态度承认了启示和理性的独立存在，但否认了彼此的联系与合作。 　　第三种态度是拒绝论，即彻底否认犹太传统而接受希腊哲学。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在启示和理性之间，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是判断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