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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共享机制构建异质性合作社内部融资路径分析 　　摘要：成员结构异质是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现实，融资难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外部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难，内部从成员处获得融资也难的双重约束。笔者和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以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作为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融资解决的途径缺乏可行性通过田野调查和案例的分析，认为以“项目”为依托的利益共享机制的构建能够较好地解决合作社内部成员缺乏融资积极性的问题，从而为异质性合作社解决融资困难提供一条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内部融资；利益共享；异质性 　　文章编号：1003-4625（2015）02-0001-06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志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合作社是重要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之一，在“小农户”和“大市场”对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农村产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农民合作社资本密集程度逐渐上升，资金缺乏和融资困难已成为影响其功能发挥、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笔者于2013年对内蒙占自治区15家农民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绝人多数农民合作社融资面临着外部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闲难、政府支持能力有限，内部留存积累匮乏、成员缺乏融资积极性的融资渠道双约束。其他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黄健（2011）对湖南省156家农合社融资的调查、刘伟建（2010）对安徽省农民合作社的融资调查、余丽燕（2011）对福建省农民合作社的抽样调查、郑丹（2011）对山东省青岛市和青海省海东地区的问卷调查、马丁丑（2011）对甘肃省示范性农民合作社的抽样调查、李继志（2013）对湖南省沅江市农民合作社的融资调查、程京京（2013）对河北省农民合作社融资渠道的调查、齐巍巍（2013）对安徽和河北两省5个县区农民合作社的调查、孙才仁（2014）对山西省农民合作社的调查等。 　　一些学者从合作社外部的政府们度提出了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建议，包括对农民合作社资金支持的一些建议（苑鹏，2007；孔祥智，2007；王曙光，2008；邓瑶，2010；徐旭初，2014）。但是这些建议大都是从宏规角度出发，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解决路径。更多学者着重关注合作社如何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王春雨，2008；郭红东，2011；赵凯，2011；程京京，2012；齐巍巍，2013；宋雅楠，2014等）。这些问题研究的背后隐含着这样的假定，即解决合作社融资难的根本途径在于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实践中，农民合作社从J卜规金融机构获得货款相当困难。就笔者调研的15家农民合作社来说，所有样本农民合作社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需求，却无一家获得以合作社组织为承贷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张龙耀（2012a）的推算，2010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承贷主体的贷款占涉农贷款的比例小于6.65%；张静（2013）通过对浙汀省285家农民合作社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7.47%的合作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部分贷款；资金需求获得完全满足的合作社只占3.88%，基本满足的仅占48.54%。黄祖辉、俞宁（2010）也指出，浙江省约有59%的农民合作社存在银行贷款上的困难。对于合作经济和金融水平发展领先的浙江省来说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发展水平不如浙江的其他地区。这说明，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农民合作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解决资金需求是相当困难的。 　　另一些学者开始对合作社内部融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合作社内部的融资“似乎”与合作社成员结构存在一定关系：参与成员除发起人和核心社员外，其他社员主要以低收入劳动者为主，以现金入股的比例仅为38.34%（马丁丑，2011）；大部分普通社员没有向合作社投资的热情（张龙耀，2012），非核心成员“入社不入股”的现象普遍存在（张龙耀，2012）。成员的强异质性及普通社员实际获得收益水平普遍较低的状况导致普通社员对合作社进一步的资本供给障碍（崔宝玉，2008）。余丽燕（2011）通过对福建省农民合作社融资状况的调查，发现理事会成员的个人资金是绝大多数农民合作社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笔者也在对内蒙古地区农民合作社的调研中发现了成员结构异质与成员对合作社融资积极性存在相关关系：15家合作社都获得了“重要”社员（理事长、发起人、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的资金支持，却只有两家合作社获得了“普通”社员（小农户、兼业农户）的资金支持。 　　从表面上看来，合作社内部融资约束主要在于合作社缺乏普通成员的融资支持，解决的途径就是增加普通成员对合作社融资的积极性。但是如何增加普通成员融资的积极性？这首先需要寻求普通成员缺乏积极性的根源。本文认为，普通成员与核心成员之间利益日标的差异，阻碍了内部“利益共享机制”的构建，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