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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徐苹芳古代城市探索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学者徐苹芳，是连普通公众都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老人的睿智儒雅和博学多识，尤其是正直坦诚、敢怒敢言，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浓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源于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挚爱，源于他对这份遗产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城市，历来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浓缩的精华，文明高度的集中体现。城市遗存也因而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骄子。在当今千城一面的城市化浪潮中，唯有各地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古代城市遗存，以其独特的风貌，标识着城市的特点，成为有别于它处的城市名片。 　　也正是由于其重要性和独特性，关于古代城市的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龙头课题。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正是籍此与中国古代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贡献卓著。 　　 　　解秘元大都：古今重叠型城址的探索 　　 　　1960年代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团队接手了绘制北京历史地图的任务。 　　明清北京城的格局延续到了近代，绘制地图并不难，但元代建的大都城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压在后来的明清北京城下，面貌不清。1 95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赵正之教授即提出了关于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论点：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这一新论点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例如今天北京内城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从南向北排列着22条胡同。这22条胡同的布局，究竟属于元大都的还是明清北京域的规划，赵先生的这个论点能不能成立，元大都的城市布局究竟如何，这在元大都城市规划的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上，都是极重要的关键性问题。 　　元明清时期虽然遗留下了一些关于北京城的古代文献，但古人缺乏对城市规划的完整概念，而且当时人记当时事，对司空见惯的事多不记录，因此，关于元大都的记载也是片断的，看不出整个城市规划的概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研究古代城市时，考古学的探索便成为古代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基础。考古学者的参与，使北京城市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位年轻学者被推到了这一领域的前台。 　　徐苹芳，1 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不久即开始参与对北京城布局的研究，1 950年代末即发表了关于传世文献中的北京史料的论文。但他与古代城市的正式结缘，还是要到1 960年代主持元大都遗址的勘察与发掘时期。 　　带着上述学术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 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由30岁出头的徐苹芳带领，开始了对元大都的探查工作。为配合地铁工程，北京市开始大规模拆除明清内城城墙和建筑，发掘工作也得以展开。从1 964年到1 974年的十年间，元大都考古队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10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存，为复原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城市遗址，就保存形态而言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城市遗址位于乡村旷野，可充分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做大规模的揭露，唐宋以前的城市多属于此类。第二类城市遗址则被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古今城市互相重叠，因而很难进行大面积的勘探发掘，唐宋以后的城市多属于此类。元大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元大都考古，是中国首次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的考古工作，没有可以参考的前例，必须找寻一种适合这类遗址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和复原工作。对于中国城市考古学而言，这是个意义重大的挑战。因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占了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城市的后半段，如果找不到适宜的考古方法，就等于是将历史时期城市考古放弃了一半。而如果能找到适宜的方法，则不仅可以解决元大都这一个案，也能够解决唐宋以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问题。 　　元大都虽属于古今重叠型城市，但对考古人来说，幸运的是，它不是完全重叠的。元大都城北部约占三分之一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19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菜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于是，徐苹芳率领的考古队，首先在明清北京城的北城垣外、元大都土城内的东北部，即现在的安贞门(今北土城小关)南北大街以东、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用洛阳铲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 　　在把探孔内发现的路土实测连接后，发现自光熙门大街向北至北城墙下顺城街之间，正是横排着22条胡同。其排列的方式和间距，都与朝阳门至东直门之间的22条横排胡同相同。以此规律来检视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其规划原则都是相符的。全面的考古钻探，加上与航空照片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的观察比较，考古队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