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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写实与图像叙事关系再思考 　　通行观点认为,写实是图像叙事的重要手段,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在中西艺术史上,写实传统有着自己独立的演进规律,图像叙事也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写实与叙事之间既相互关联而又时常分离。尽管图像的叙事功能向故事画提出了追求逼真的要求,但艺术家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时常会被描绘的兴趣所吸引。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有着丰富的图像叙事,但最生动、逼真的写实努力并不在人物故事画领域而在花鸟画中,这一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图像叙事与写实程度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关键词]写实;图像叙事;再思考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2-0023-08 　　叶青(1965―),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艺术史、叙事学研究。(江西南昌330077) 　　 　　通行的观点认为,对于绘画艺术来说,写实与叙事是一组关系密切的概念。有论者指出:“模仿的技巧必定要考虑到叙述的需要,亦是达到叙述目的的一种手段。”[1]贡布里希把写实的追求概括为一个“图式加矫正”的公式,进而认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导致人们发现错觉手段的艺术,其目的并不是一心想去模仿自然,而是为了满足似真地叙述圣经事件这一特定要求。”[2](P15)但是,从对中西绘画史的考察中可知,写实追求与叙事的要求并不总是相伴前行。写实传统有着自己独立的演进历程,叙事性艺术也有自己广阔的空间,两者之间相互关联而又时常分离。 　　 　　一、西方艺术史上的图像叙事 　　 　　贡布里希在强调叙述的需要使绘画写实技巧得以提高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图画叙述”,除了那种“似真地叙述圣经事件”的图画之外,还有一种采用“概念性方法”的图画形式:“在这种方法中,圣经事件由简单明了的象形文字式图画讲述着,这些图画是为了使我们了解圣经事件,而不是为了让我们将它视觉化。”[2](P15)贡布里希还曾列举一位美洲印第安部落首领给美国总统的一封图画信(属于一种“原始图画文字”),说明“概念性”图绘在叙事上的价值。 　　事实上,概念性图绘是进行较复杂叙事的有效形式。在艺术史上的许多时期,都是“概念性”图绘占据着重要地位。如在古埃及艺术传统中,“概念性”刻绘和雕塑风格稳定地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正是这种并不关注视觉逼真的“概念性”图绘,被认为对西方绘画传统有着直接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作为西方写实艺术传统直接源头的古希腊绘画艺术,正是从古埃及“概念性”图绘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贡布里希这样写道:“我们今天的艺术,不管是哪一所房屋或者是哪一张招贴画,跟大约五千年前尼罗河流域的艺术之间,却有一个直接的传统把它们联系起来。”[3](P28) 　　从现存的绘画遗迹中可知,大约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西方绘画表现出对于视觉经验的借鉴,艺术家开始信赖自己眼睛看到的情景,并以之作为绘画的依据。这种情况,最终导致西方绘画对透视法的依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贡布里希认为是社会对艺术家提出了新的要求: 　　只有当艺术家的目的主要不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是“怎样”发生的,这时候概念性的方法才变得易受攻击。换句话说,自然主义的兴起要以观赏者的预期和要求的改变为先决条件。公众要求艺术家在一块想象的舞台上把圣经事件再现得栩栩如生,好让它们如同亲眼所见的事件一样。[2](P15) 　　不过,这个写实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其中也穿插了许多为叙事需要而放弃写实的阶段。比如,在基督教会确立其在国家中的权力之初,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反对以美术形式进行教义宣传。直到六世纪末,格雷戈里大教皇明确提出了美术有利于传播教义的主张,他提醒那些反对一切绘画的人们注意:“许多基督教徒并不识字,为了教导他们,那些图像就跟给孩子们看的连环画册中的图画那样有用处。他说:‘文章对识字的人能起什么作用,绘画对文盲就能起什么作用。’”在他的倡导下,基督教才开始以图绘进行教义的宣传。但是,教会艺术家们发现:“如果要为格雷戈里的目的服务,就必须把故事讲得尽可能地简明,凡是有可能分散对这一神圣主旨的注意力的,就应该省略。”[3](P73)于是,这一时期的教义画,大都是图解式的“概念性”图绘,写实的传统中断了。 　　这也许是写实与叙事背道而驰的一个特例,但我们在中西绘画史上,都可以找到大量叙事功能强大的非写实性作品。在这样一种视野下,写实的叙事绘画创作反倒似乎是特例了。 　　《拉奥孔》在总结前人关于诗与画功能差异的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绘画要表现“包孕的片刻”的著名结论,而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也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有效性。但当我们赞叹那些技法高超、栩栩如生的写实性作品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为我们所激赏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对文字叙事内容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