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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教孝道观研究反思 　　【内容摘要】佛教核心义理，无论中印，无论古今，俱是一以贯之的，和儒家的核心义理有本质差别。本文以释契嵩为例，阐明自古以来的佛教僧人和佛教思想家所谈的孝是独立的基于佛教义理的孝，而不是依附于儒家义理的孝，虽然两者在实践层面有颇多相似之处。本文以为，讨论佛教孝道观若理所当然以儒为主、以佛为客，把中国历代佛教思想家处理孝的方式片面理解为对儒道两家诘难的防御性的回应，或以依附性的身份对传教策略做出妥协和融通，即可能障蔽佛门践行者的悲心大愿、障蔽佛教的独特和殊胜。 　　【关 键 词】佛教孝道观；儒佛会通；释契嵩；《孝论》。 　　【作者简介】喻 静，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佛教历史与佛教文化研究。 　　谈佛教孝道观，必涉“儒佛会通”“佛教中国化”等论域。普遍认为，中国佛教孝道思想有两大来源：一是印度佛典之“劝孝”内容；二是中国本土儒家经典中一整套“孝经”“孝论”。从东汉佛教传入中土直至唐宋时期，传统士大夫诟病佛教，从“伦理纲常”到“夷夏之变”，从“不忠不孝”到“削发毁形”，从“离亲弃家”到“不敬王者”，众矢之的，千年未易。道教利用本土宗教地位，亦以“忠孝”为由，联合儒家向佛教发难。不同时代的佛教祖师大德，或译注涉“孝”诸经，或撰文造论，甚或借佛之名另造弘孝“佛经”（疑伪经），可谓孜孜矻矻、不遗余力。“佛教孝道思想”遂得以发明。 　　若有“中国佛教孝道思想史”，该史颇易落入“挑战/回应”的叙述格局，或言佛教思想家不断应对来自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压力、源出印度的佛教不断中国化、本来“出世”的佛教不断吸取中土儒家孝道思想做“入世”调整、历代佛教僧人大德弘法过程中不断借助儒家孝道伦理以敦风化俗护教传教的历史。事实上，近代以后颇有一些试图厘清佛教孝道观的著述暗隐含此种叙述格局。推之以本，则此种格局至少默认以下前提：一是存在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区别，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就是中国佛教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二是印度佛教是小乘，是出世的，中国佛教是大乘，是入世的；三是佛教经典中虽然有劝孝内容，但孝道观念在原本出世的佛教中不占重要地位，中国佛教反复申张的“孝”，一多半来自本土儒家。甚至有学者认为，佛道教面对中国人社会提出的任何伦理主张都必然被儒家伦理资源涵盖，“佛教入世化以后……所讲的社会伦理全部是儒家伦理……他们在社会伦理上的主张与实践都浸润着儒家的观念，这就等于是在替儒家做事情”[1]。亦即，以此叙述格局，至少在“孝”的问题上，佛教被置于一个“被动”的、“非主体”的甚至是“从属”的地位。鉴于儒家在当代缺乏组织形态，佛教只能像蜜蜂那样，从儒家那里采了花粉，“替儒家”到处传播。 　　关于“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入世”和“出世”问题，1910年代梁漱溟和太虚之间就有一场争论。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中明确提出佛教就是出世的，入世非佛教本分，“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为要拉他来用而改换他的本来面目，则又何苦如此糟蹋佛教？我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2]。这种观点和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一派相呼应，欧阳竟无通过对中国佛教各宗进行简择，断言中印佛教完全异质。人间佛教的创始人太虚大师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梁漱溟把人乘与佛乘在现实的社会教化中的互动关联视为对佛法的篡改，着实是一大偏颇。梁漱溟心目中的佛法只与佛教小乘有关系，而与大乘无关。随着科学发达，今日之人已打破印度式的向神求人天福报和向未来世求外道解脱，“正须施行从佛本怀所流出之佛的人乘……以称佛教本怀，以显示佛教之真正面目”[3]。人间佛教思潮在今天影响很大，甚或是当下最主流的佛教形态。考察佛教孝道观，从太虚大师接着说其实是相当合时宜的。太虚大师所谓“佛本怀所流出之佛的人乘”，正好是佛教孝道观的核心。 　　论及佛教孝道观之前，不妨先引用牟宗三在《般若与佛性》序言中关于佛教中国化问题的一番宏论。牟宗三出入古今中西，晚年着力佛典尤其天台宗，如此精论，若非对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历史有总体把握，对佛教之精微义理有切身受用，断无以发之。又，世人皆以牟宗三为哲学家，专拿哲学方法治宗教，藉此论断尚可略睹其宗教情怀。其曰：“近人常说中国佛教如何如何，印度佛教如何如何，好像有两个佛教似的。其实只是一个佛教之继续发展。这一发展是中国和尚解除了印度社会历史习气之制约，全凭经论义理而立言。彼等虽处在中国社会中，因而有所谓中国化，然而从义理上说，他们仍然是纯粹的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命与智慧之方向对于他们并无多大的影响，他们亦不契解，他们亦不想会通，亦不取而判释其同异，他们只是站在宗教底立场上，尔为尔，我为我。因而我可说，严格讲，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只是中国人讲纯粹的佛教，直称经论义理而发展，发展至圆满之境界。若谓有不同于印度原有者，那是因为印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