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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大山人魏晋时代人格探析 　　摘要：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璀璨，让人敬仰。同时，他的人格价值也是为人称道的。本文着重探究八大人格中的魏晋遗风，客观辩证地分析八大人格的历史局限性，肯定八大人格价值的独创性。 　　关键词：八大山人；魏晋时代；人格 　　对于一个书画家的研究，书画史学界重视“人品”的考察，从这一大传统来说，在中国有“人品即画品”的说法。对于八大山人的人格，很多学者、画家也多有所述，多有所仰。确实八大山人的人格就如同他神秘的生平和艺术一样，闪烁着诱人的光彩。 　　八大山人这个饮誉海内外的艺术家是我们民族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他和他的艺术的出现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但是八大山人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其人格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在中国封建时代，人格是由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三方面相统一的。在当时，人们没有大生产的先进和优越的环境，人们的社会性也不强，人们主要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满足他们的自然生理的需要，因而自然性占有很大的比重。八大山人所处的混乱历史环境必然决定其转向隐逸山林，谈玄论道，以及从宗教等精神领域中求得安慰，因而精神性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自然性比重大，决定八大山人最识自然美，可以“花溅泪，鸟惊心一，可以做到“我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精神性比重大，则决定了八大山人人性美的必然流露，思想升华，多有顿悟。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完美结合，这就构成了卓绝惊人的艺术。 　　所以一部中国古代史多有动乱，也多有艺术精神。李泽厚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寓于热情和创造的一个时代。”就是在这样的极富艺术精神的时代产生了风流倜傥然而又是苦涩辛酸的魏晋风度，这种风度造就了顾恺之、宗炳，也影响了八大山人。 　　总之，八大山人的创造精神，他的人格价值是众所周知和广为称道的，我这里也不想赘述，仅着重谈谈他人格中的魏晋时代遗风及其历史的局限性，力求客观地分析一个历史人物；再则八大山人对于魏晋人士特别雅好，这其中的原因，需要探析。 　　（一）八大人格与魏晋人格 　　为什么魏晋人的生活以及诗文书画艺术向来为后世的山林之士所景仰？为什么竹林七贤遗世独立的作风，王羲之父子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曹操父子以及建安各家的诗文，亦僧亦道的支循的佛学，好酒的刘伶，还有很多脾气古怪、不肯与世浮沉的奇人逸士，都和八大山人气味相投？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这里，我们且先分析一下魏晋人格风范。 　　以魏晋人士为模式的人格，我且称之为魏晋人格，从理论上来讲，我们中国有独特的传统人格模式。在历史上，各种思想流派从迥异的思维框架和价值系统出发，都有自己所推崇的人格，不过总起来讲都属于儒道互补人格的大范畴。儒道互补是一个犹如酸碱中和的文化现象，随酸或碱的加强，平衡被打破，进而这种人格也呈现一种不稳定状态，人格属性从一极走向另一极，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环境下的不同表现，即是儒道互补到某一特定程度的表现。而魏晋人格风范则表示这种互补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道”的倾向。道家人格模式很有渊源，《周易》描绘“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到先秦道家正式形成了“形随俗而志清高，身处世而心逍遥”的理想人格，这与儒家的理想人格有一交合点，就是“道济天下”与儒家的用世精神相洽合，在“内圣外王”的认同中找到了交合契机。所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道互补的箴言大行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种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以“道”的面目出现的魏晋风范的人格，其最奉献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就是出世，就是超脱现实。其特征有三：时代动荡的特征、浓厚的老庄和玄学思想的特征以及魏晋行为的特征。 　　这种魏晋风范形成的必然性因索，是中国历来重文治，半部论语平天下，以圣经贤传维系社会人生，“将一生有用的精神尽消磨于无用之八股之中”所致。在这种空气中养成了文人的小全面的人格，因此中国文人阶层显得异常懦弱。他们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普遍差，与乱世格格不入，在大灾难到来时显得特别无能为力。但因为有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僧侣经济，这就保障了所谓潇洒超脱的魏晋时代的经济基础。 　　为什么八大人格是魏晋时代的呢？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八大山人人格是动荡社会的产物，具备了魏晋人格的时代特征。 　　对八大人格的考察不妨先从时代着手，动乱可以产生触及灵魂的深刻影响。一个时代有其风尚，有其精神，也有其人格时代，这种时代是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集体人格模式。翻开一部历史，我们看到无论魏晋之际，明清之际，还是什么别的动乱时代，都整整影响着一个社会群体，这祥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有其特殊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而这正决定着这个群体的人格，形成特殊的人格模式。魏晋时代人格就是典型的动乱人格模式。生活在明末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