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F1和TFF3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外科学专业论文.docxVIP

安徽医 安徽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安徽医 安徽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AGE PAGE 13 PAGE PAGE 10 Conclusion: Altered expression of TFF1 and TFF3 might play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HCC. TFF1 and TFF3 might be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evaluating the prognosis of HCC.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refoil factor 1/ Trefoil factor 3/ immunohistochemistry. TFF1 和 TFF3 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癌症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吸烟、喝酒、西式饮 食增加、工作生活压力增加、运动量减少等，使得癌症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1]。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在常见的恶性肿瘤中位于第六位， 是第三大肿瘤死亡原因。每年的死亡数高达一百万，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有逐 年增高趋势[2]。在原发性肝癌中，肝细胞癌约占 70-85%[3]。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统计分析全球的癌症数据显示,2008 年新增加的肝癌患 者七十四万中,因为肝癌死亡的人数就达到了六十九万[4]。并且超过一半死亡人数 和发病率的肝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5]。在肝癌的发病率中，男性肝癌患者的发病率 占所有肿瘤中的第五位，而女性的发病率则排名第七位， 并且男性患病的概率比 女性增高一倍。在肝癌的死亡率中，男性患者占所有肿瘤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 肺癌，而女性则占所有肿瘤中排名第六位，次于胃癌[4]。此外，肝癌的发病率存在 着明显的地理位置分布差异，在东亚、东南亚区域以及位于非洲的中部和西部， 肝癌的发病率较高，而在南亚、西亚区域以及北欧和西欧，肝癌的发病率明显降 低[6]。 HCC 的患病风险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肝炎病毒的感染、吸烟、酗酒、致 癌物质的损害以及遗传因素的作用等。其中宿主的遗传因素在肝癌的发生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包括血清中雄激素水平的升高， 药物的代谢酶类、DNA 修复酶、激素受体等遗传基因的多态性[7]。因此，采用筛 选并鉴别易感基因对于临床诊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预测 HCC 患病的风险，而且有益于探索 HCC 癌症的预防治疗方法。众所周知，乙型肝炎病 毒的感染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亚洲人关注的公共健康卫生问题，虽然肝炎作为一种 重要的致病原影响 HCC 患病的途径机制研究较深，但是由于慢性乙型肝炎在亚洲 存在较高感染率的缘故，致使中国是亚洲发生肝癌患病率最高的国家[8]，约占四分 之三，上述的数据统计结果进一步表明，男性肝癌患者不仅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 死亡率也超过女性的两倍左右[4]。 虽然 Watson 和 Crick 在 1953 年发现的 DNA 结构[9]不仅对当代科学产生了巨 大影响，并且为癌症的新型研究指明了方向。虽然人们为了研究 HCC 的癌症病因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探索，然而近些年来对 HCC 的研 究结果及其调控的分子机制仍然知之甚少[10]。 由于 HCC 的生物学特性，其早期症状不典型，早期不易发现，就诊时往往已 是晚期，仅 15%-20%的患者有手术根治切除的治疗机会，术后易于复发转移，远 期生存率不理想[11]。因此，给 HCC 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目前 HCC 主要通过影像学方法结合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进行疾病的诊断[12]。影像学检 查(CT 或 B 超)是最直接的方法,但其受主观判断因素影响较大，敏感性和特异性不 高, 并且检查费用较高。另一方面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具有方法简单和技术易于推广 的特点，并且检查费用低,现已在临床广泛应用。目前临床对于 HCC 的诊断应用较 多的是甲胎蛋白(Alpha Fetal Protein, AFP) 肿瘤标志物,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 现甲胎蛋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不理想，因而其对 HCC 的诊断价值受到了许多质 疑，因此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找针对于 HCC 特异性较强、敏感性较高的 肿瘤标志物。综上所述，探讨 HCC 发生发展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寻找其过程中起 关键调控作用的分子，从而确定有效的诊断标志物或治疗作用靶点已成为当前我 国肿瘤领域的研究热点。 三叶因子家族(Frefoil Factor Family, TFF)是一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