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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塘月色心理学解读 　　在现世生活中，许多人都希冀摆脱现实的纷纷扰扰，努力追求一种精神上的逍遥游，追求一种“诗意地栖居”的生存状态。在朱自清所处的大革命时期，由于时代的波诡云谲，许多文人难以拨开层层的迷雾，看清前进的方向，同时在政治的强权话语下，许多的迷惘者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他们只能躲在自己的世界中，叩问灵魂，追寻生命意义。在《荷塘月色》这篇散文中，作者就以其细腻柔婉的艺术笔法为我们营构了一方纯净素雅的精神乌托邦。 　　《荷塘月色》中有两个主体意象，即荷与月色，纯美娉婷的荷花与如梦如幻的月色构筑起一个空灵静谧的审美世界。作者因“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希冀在这片荷塘月色中流连沉醉，希冀与这一片清净之荷进行一种心灵的对话，力图在审美的王国里，挣脱将自己捆缚在现象世界上的粗俗现实之链，从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作者与审美世界交融相契的过程，也就是与现实世界逐步“去远”的过程，是心灵之翼由地面向理想界飞升的过程。 　　在这里我着重探讨一下“荷”这一意象。在文本中，作者把“荷叶”比喻成“亭亭的舞女的裙”，飘逸而风流；荷花的姿态是“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千娇而百媚；把荷花拟人化为“刚出浴的美人”，馨香而纯净。可见作者赋于“荷”以女性的阴柔与静美。其实在中国文化的长廊中，上推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中及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下迄当今文坛新作，许多文学作品都或隐或现地展示出荷与女性之间浑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如在《诗经》中就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诗人对荷花怀情人，寄托无限相思情愫；唐明皇形容杨贵妃“芙蓉如面柳如眉”，以荷花为载体，赞美杨贵妃的纯洁无瑕；现代诗人徐志摩描写日本女郎时有一经典诗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以“荷”之绰约风姿写尽了日本女郎的娇楚动人。可见“荷”作为一种原型符号，象征雅致高洁的美好女性，这种思想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壤之中。正如美学家奥尔德里奇所说：集体无意识是一个很深的储存“原型形象”的地方，这些原型形象向上涌入艺术家的意识之中，体现为艺术家作品中的符号。“荷”可以说是作者朱自清寄托内心情感的一种艺术符号。 　　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不仅是一个清幽澄净的审美意境，而且也是满足他情感需要的场所。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有生理需要与归属和爱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人的一种原始本能，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然而作者的这种需要在现实中却得不到满足，诗人开头即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然而，作者心里的这份不宁静，却无人理解，更不能奢谈得到慰藉，就连最亲爱的人也是处于一种漠然的状态：“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当作者游完荷塘回到家时“妻已熟睡好久了”。作者几天以来一直怀着“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迷惘和悒郁，然而“妻子”并没有以其女性的温柔和体贴，使作者苦闷的情感得到舒泄，压抑的心灵得到慰藉。同时作为一个具有崇高道德理念的社会中人，他也不可能违背传统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释放本我冲动，满足感官享受。于是在“超我”与“本我”的尖锐冲突、抗衡中，“自我”受到现实世界的制约而自动地进行调节、压制本能活动，使“本我”不违背现实社会的要求，这就是造成作者内心矛盾痛苦的根源。于是朱自清把自己沉醉于一片仿似人间仙境的荷塘月色中，来寻求心理安慰和精神解脱，（叔本华说过审美便是解脱），得到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女性的温柔与慰藉。赏莲之舞姿，仿佛看到太真仙子“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的婀娜；嗅荷之清香，空中好似弥漫的尽是杜十娘的“遍体娇香”，作者就像一个痴迷的情人，为碧波仙子的鲜润与飘逸而深深陶醉。这时候“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可以从琐屑机械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心灵之花的自由舒放，精神之翼的自由翱翔。作者与荷――这位善解人意的情人进行着一种柏拉图之恋，这多像《诗经》中营构的一幅画面：“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荷花以其“天然去雕饰”的清真之美，成为朱自清心目中冰清玉洁的女神，同时作者也借荷花努力寻求一种陶渊明式的淡泊、王维式的澄净，荷花寄托着作者追求冲淡自然、纯洁明净、和天地合体、与自然融一的乌托邦境界。 　　恰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人存在的当下性决定了对精神乌托邦的追寻只能是暂时的、虚幻的。一句“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像一个不和谐的变奏，打破了作者审美心态的圆满与平衡。尽管意识中想努力摆脱现实，沉醉于梦中幻的理想境界，以得到某种心理和精神的幻相满足，然而作者的潜意识里依然潜伏着现实人生的矛盾，它时不时就会浮上水面，给渴望超脱的心灵加上一条无形的锁链。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永远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