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世广30年来中国日本文化研究.docVIP

崔世广30年来中国日本文化研究 　　与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始终受到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这里试把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放在中日两国的文化动向以及中日文化关系的历史大背景下，兼顾其所具有的“繁荣学术”、“服务社会”和“增进理解”这三个使命，将30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考察。 　　中国真正的日本文化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展开的。到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日本文化研究热潮。面对迅速取得现代化的成功、正处于战后巅峰时期的日本，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开始提出并回答这样的问题：日本和中国同为东方国家，而且古代日本一直向中国学习，但到近代为什么迅速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却在现代化的征程上落伍了，这与日本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与此相应，日本文化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日本文化与现代化、日本如何学习西方文化等几个问题展开的。 　　在各种探讨日本文化的论著中，梁策与王家骅的观点是富有代表性的。梁策在《日本之谜――东西文化的融合》(1986年)一书中提出，由于日本人生活于复杂的时刻变化的社会结构中，社会需要的多样性使多元结构的价值模式得以成立，使日本人在思想和文化等广泛的领域里采取宽容态度，包摄外来文化，形成了多样性的日本文化。王家骅在《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1988年)一文中，也通过中日儒学的比较研究，提出日本文化的特质是重直观、轻抽象，重感情、轻理智，有用性决定文化选择取向，多元共存等。可以说，承认日本文化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是这一时期中国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高增杰在《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1987年)一书中，提出日本近代文化是“同时拥有西洋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二重结构”的文化，这种二重结构在近代化过程中既发挥了减轻由外来文化流入引起的冲击，维持了社会稳定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将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逐次从局部推展到整体的传动装置的作用。重视协调的日本传统文化，吸收重视竞争的西方文化，二者结合实现了现代化。因此，日本近代的成功，正是两种文化结合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对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研究，也是当时的一大热点。王家骅在《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1980年)的论文中，从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到维新后全面吸收西方文明，追溯了幕末日本人西洋文明观的变化过程，指出，到明治维新前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并出现了一批为实现学习西方的理想而奋斗的政治家，明治维新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吕万和、罗澍伟的论文《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与日本》(1981年)，通过对中日西学的传播进行比较，指出，1720年以后，康熙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而德川吉宗实行开明政策，使长期中断的西学再次传人并广泛传布日本，对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篇幅的限制，在这里只能列举一些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论点。但是，即使这样也可以发现，注目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高度评价日本批判传统文化并迅速移植西洋文化而实现现代化，是80年代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总体倾向。 　　从冷战结束到90年代末，为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于对苏联、东欧剧变的反思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恢复，使80年代兴起的日本文化研究发生了很大转变。即与80年代不同，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已经放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的作用以及如何改造外来文化上，并开始从结构上发掘日本文化的特性了。 　　关于日本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叶渭渠在《冲突、并存、融合模式――再论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1990年)等论文中，提出日本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是“吸收、改造、融合”，强调日本的现代化植根于日本的传统，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才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原因。王家骅在《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1995年)一书中，则明确指出了日本现代化的两重性问题。他认为，在日本现代化的途程上，成功与失败、发展与牺牲、现代与传统、进步与困境并存，日本现代化的历史充满了二重性，而日本现代化的二重性与日本儒学的二重性有着内在的关联。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一书，则对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现代化以及传统文化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总体的、多层次、多侧面的考察与研究，表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对日本现代化已经不是一味地赞扬，而是开始用更客观的态度来审视。 　　关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问题，武安隆在《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1993年)一书中，从日本与外界文化接触诸形式、外来文化吸收的层次与方法形态、日本人的对外意识、外来文化吸收的周期性、外来文化大规模吸收的契机、政治权力在外来文化吸收中的地位、知识分子在外来文化吸收中的作用与心态等不同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