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网络行动研究行动场域行动意义与行动者关系.docVIP

建构主义视角下网络行动研究行动场域行动意义与行动者关系 　　摘要 当前的中国网络行动研究大多聚焦于对网络行动的过程及其机制进行解释，忽略了对意义的诠释性理解。本研究通过引介建构主义视角下网络行动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中国网络行动研究应将社会化媒体视作网络行动和权力关系博弈展开的场域，并从行动场域、行动意义及行动者关系这三个分析维度分别考察社会化媒体这一行动场域内规则、结构、逻辑的动态变迁对网络行动的形塑作用，场域内的多元行动者何以反思性地运用符号资源展开框架建构、话语竞争与意义争夺，何以根据自身在社会化媒体场域内的位置感和力量关系的变迁调整相应的行动策略，这些调整又何以更进一步重构变动不居的行动者关系。 　　关键词 网络行动；社会化媒体；建构主义；场域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韦伯主张“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纵观当前的中国网络行动研究，不难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聚焦于解释网络行动的过程与机制，而其中被忽略的正是诠释性的理解，即韦伯所言，对行动者何以赋予自身行动以意义以及这种意义何以关涉到他人的把握。换言之，对意义的诠释和理解是解释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唯有将行动者的主观意义纳入研究范畴内，所得理论才能充分发挥解释的作用。社会生活是由意义交织的关系网络，意义建构是一个基本共同生活经验与知识生产的互为主体性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社会互动才成为可能，社会行动才得以发生。 　　网络行动作为“通过网络和其他新兴通讯技术展开的抗争性活动”，同样遵循这样的社会行动逻辑。据此，本文认为，中国网络行动研究应该重新回到社会行动的分析架构中，尤其是将行动者及其策略性的意义建构行动重新带回中国网络行动研究的视野中。这就需要首先明确，行动者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行动的目的、价值和意义；其次，个体的能动性也是有限的，其行动逻辑必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换言之，多元行动者在参与网络行动时既受到所在行动场域规则的左右，但同时，他们仍然有能力建构有关自身、行动及其所处环境的意义，从而成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参与者。 　　这一理论出发点取自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集体行动研究。本文主张，这一视角可以为当下的中国网络行动研究带来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因此，本文将批判式梳理建构主义视角下网络行动研究的理论框架，厘清值得探讨的分析维度，并提出适用于经验研究的研究问题。 　　一、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网络行动研究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集体行动的研究视野，并与框架过程（framing process）理论的兴起密不可分。在此之前，集体行动研究着重以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和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等理论解释集体行动的兴起和动员过程，但却忽略了意义的生产与争夺在此间扮演的重要角色。换言之，集体行动并非仅仅在结构化因素左右下自动发生的，而是必须经由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积极的意义建构行动，才能生产有关现实、行动、行动者本身等的意义，从而将自身与行动诉求对象区隔开来，形塑行动的正当性基础，动员更多行动者的参与，获取旁观者的支持。学者们用框架化来定义这一过程，同时特别强调多元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意义协商以及彼此之间策略性的互动与博弈。 　　Gamson认为，意义协商的目的在于形成“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这一框架不仅仅是个人观点和认知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在框架过程中辨析出现有环境的问题和值得改进的方向，并在两个层面上达成动员的目的：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因而，框架过程就是通过策略性运用符号、框架、话语等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符号资源是其中最常用的资源，其过程是高度符号化和话语化的，以此塑造的并非一种结构化的行动机会，而是一种框架化的、行动产生必不可缺的话语机会。话语机会不仅关联到行动的发生，更与行动的扩散息息相关，其中议题传播的可见程度（visibility）、共鸣程度（resonance）及正当化程度（legitimacy）显著影响着行动的传播、扩大与延续。然而，如果仅仅将行动的整合归因于符号，又不免忽略了社会行动生产的社会情境及其对意义建构过程的形塑作用。 　　因此，建构主义集体行动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Melucci指出，相关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于辨识行动发生的场域以及场域内瓦动的多元行动者。这样一来，框架过程就成为了微观的行动者与宏观的行动场域之间的连接点，行动者通过场域范围内可利用的符号资源建构有关其自身和所处环境的意义，塑造其行动的正当化基础，并通过行动本身重构行动场域的结构。换言之，行动者受到场域内机会和限制的前置作用，但他们仍然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