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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税法改革行之有效原因分析 　　摘要：我国从古至今一直被有法不行所困扰，而张居正的税法改革却是在明王朝晚期，社会千疮百孔的情况下得到了有力的贯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们是否能从此次改革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呢?文章试图分析其改革行之有效的原因。 　　关键词：张居正；税法；行之有效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136(2009)23-0106-03 　　 　　作为一代大政治家张居正，面对即将进入垂暮之年的明王朝，他拨开迷雾，把握住明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最后一次契机，使明王朝发出最后一缕“耀眼的暮光”。在他执政期间的上承“两税法”下接“摊丁人亩”的“一条鞭法”。对此可谓功不可没。但是从古到今我们看到有许多合理的制度设计，但是一执行，就没有了作用或者根本执行不下去，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是一项法律制度的实施，要靠其他相关制度的辅助，靠各个方面的配合才能实现。包括官吏的选任、机构的设置、制度的设计等因素，那么张居正的税法改革究竟是如何行之有效的呢? 　　 　　1　以吏治改革为保障 　　 　　任何改革实施的成功都离不开合格官吏的执行。尤其是在以人治为基础的社会，官吏的选任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在看到空谈心性的王学占据官场，吏治严重腐败的情况后，张居正决心“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他认识到：吏治败坏是明王朝统治之所以衰落的关键，是经济改革的阻碍。并强调指出：“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就是说，安民治国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整顿吏治。所以。张居正在进行税法改革前先进行了吏治改革。针对当时官吏“虚声窃誉”，不做实事的恶习，他提出了“凡事务实，勿事虚文”的要求。精兵简政，裁撒冗员，提高行政效率：严格生员的考选制度；改革官学整顿学校，为官吏储备务实精良的人才。最有力的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制定的《考成法》。 　　首先，张居正针对当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象，采取措施，裁汰冗官。“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见滥者裁之”，如钱谷分掌于户部13个司，机构庞大。张居正采纳王国光的建议，作了归纳并加以精简。据《国榷》记载，万历九年裁中央冗员419人，地方冗员902人，总计“汰冗员”达“什二、三”。大大地精简了机构，改变了“出令者任多而事者鲜”的局匠，同时也节省了财政开支。他又大规模地精简中央和地方机构，在他执政期间，净裁职位215个，使万历时期文武官员比正德年间的总数下降约20％。通过吏部将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中的富余人员全部裁去。裁减的冗员达到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冗员的清除，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而且节省了一大笔政府的财政支出。 　　其次，裁掉冗官后，如何选拔能干的官员为改革服务，毕竟税法改革阻力很大，空谈心性的官员不可能胜任，只有像张居正这样的实干家才能完成改革的任务。其一，“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张居正对培养官吏的官学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除四书五经外，要学习《性理大全》、《历代名臣奏议》、《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当代各种法令和典章制度，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其二，张居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把科举考试中的第三场试经史、策论作为重要标准选拔官吏。而且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对象生员的质量，张居正力主严加约束，反对空谈之风。“遂核减天下生员”，以宁缺勿滥的原则淘汰了一批劣员。他还认定，只有控制各省学官，才可以控制生员，“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这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是务实型的，可以承担税法改革任务的，这也是张居正进行科举改革的初衷。 　　最后。选拔完官吏后，就要对在任的官吏进行考察，看其如何有效地完成任务。考察官吏的具体方法有3种：一是定期考察，二是随事考成，三是察访告诫。所谓定期考察，就是按照京官6年一考察、外官3年一考察的制度，进行逐级的考核，然后分出殿最：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文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等”。所谓随事考成，就是对每件公事要限期办完，不得延误，“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所谓察访告诫，就是对中央和地方重大事件的处理常派人实地调查察访，探究是否名实相符，如发现不合，轻则告诫，重则申斥。通过这种严格的考核来区别官员的勤惰、贤愚，作为进退、黜陟的依据；“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免。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随事考成。万历元年(1573)6月内阁上疏请随事考成。疏云：“盖天下之事，不难于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把考成法贯彻到税法改革中“有司以征解为殿最”。因此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