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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新视角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 　　摘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改变了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条件前提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论证了政府对贸易政策干预的合理性。但战略性进口政策和出口政策使利益冲突和政府干预更加明显化，由此可能造成的整个国民福利净损失，也给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反思，加强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贸易政策的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9)03―0026―03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1980年代初期由加拿大经济学家布兰德和斯潘塞首先提出的，该理论突破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政府适度干预本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作用。然而从追求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干预政策并不是最直接有效的工具。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出发填补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探索了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起点，并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 　　 　　一、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必要性 　　 　　(一)公共选择理论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探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定，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经济效率来分析，贸易干预政策从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并不是最直接有效的工具，而是“次优”的扭曲手段。所以我们引入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问题的根源放在政治决策的过程中，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解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1960年代初期，布坎南、图洛克和托里森是早期的开拓者，其目的是研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哲学之间的联系。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市场上，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式(通常是博弈论和决策论)探索政治上的决策过程。 　　战略性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它们都是国际贸易政策的需求者，并且希望制定的国际贸易政策能够满足和实现它们的利益，它们对国际贸易政策的供求决定了最终贸易政策制定的数量和质量。但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它们的利益，或多或少地要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最终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既可能是有影响力的政府部门代表的某一利益集团利用权力资源进行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同政府部门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博弈结果。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框架的建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收入分配效应是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起点 　　按照贸易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作为集体决策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首先要考虑谁是受益者和谁是受害者，因此贸易政策通过相对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就成为分析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起点。 　　收入分配效应主要包括三种模型：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模型、琼斯，尼瑞模型(特殊要素模型)以及哈伯勒，布雷彻模型。通过实证分析，经济学家们在正式的贸易政治经济学模型中更多地使用特殊要素模型作为分析问题的理论起点。因为该理论认为，影响贸易政策决策的利益集团并不是以生产要素组成的，而是多以部门为单位构成的。这很符合当今贸易决策集团的现状。 　　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是从各个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由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而形成的博弈结果中应运而生。收入分配效应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用评价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决策动机，从而探讨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二、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批判战略性贸易政策 　　 　　从经济效应分析，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对前提假定有着过分的依赖性和敏感性，因而缺乏一般性的结论和政策含义。以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形成一些超越纯经济分析的结论，拓宽我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现实意义与发展前景认识的视野。 　　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将政治经济学范式引入战略性贸易理论，我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以下几点批判： 　　 　　(一)可能导致“囚徒困境”的出现： 　　国家之间如果同时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干预会导致“囚徒困境”局面的出现，我们拿最典型的波音和空客公司的博弈案例来解释这一问题。假设在国际民用飞机市场上，只有两个寡头：波音和空客。在两国政府都不干预的条件下，其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的斗鸡博弈(Chicken Game)如果波音公司生产，则空客最好不生产；如果空客生产，则波音最好不生产。假如此时欧盟对空客公司补贴10时，新的均衡产生了(见表2)。此时市场均衡是左下方的单元(0，110)：波音公司不生产，空客公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