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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动因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摘要]文章以目前国内上市公司违规行为问题为切入点，结合经济学领域基数效用理论和序数效用理论，建立了以监管机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为研究个体的“1×1×1”模型。并在效用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上市公司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选择违规行为的背景和动因，进而提出治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动因和治理；效用分析 　　[作者简介]杨飞虎，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江西 南昌330013 　　[中图分类号]F85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4－0084－05 　　 　　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实质是公司或管理层人员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制衡机制与外部监管机制不同程度上的失灵。当前上市公司的违规欺诈行为大多涉及：有目的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扭曲，进行公开信息的虚假陈述，以及在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以模糊信息愚弄投资者、隐瞒关联交易信息、会计造假、伪造文件、欺诈上市、虚增利润、哄抬股价等欺诈行为。每个公司丑闻的背后都有一个贪婪者的故事，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尽管表明了经理人道德和职业操守的沦落，然而诚信的丧失与其说是人性的悲哀，不如说是制度的失败。一个充满漏洞的制度无法呼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诚信，尤其在面临一个趋于自由的市场和更为复杂的交易时，就更加需要严格的规则和完善的制度(高世楫，2002)。我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市场准入制度。上市的市场准入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使企业上市的类型和数量难以成为市场在严格准则约束下自我选择的结果。例如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扶植本地企业、促进本地区经济的活跃和繁荣以及部分中介机构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拟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采取默许、鼓励、纵容乃至主动参与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这些企业欺诈上市的嚣张气焰，这使制度上的缺陷成为“对后起者的讯咒”(杨凤、何禹霆，2006)。我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相关违法行为监管的惩戒力度不足(包括立法和执法)。由此造成预期的违规成本小于违规收益，削弱了法律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阻吓力，而这正是同我国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法律制度建设滞后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违规者所付出的代价与其所能获取的收益不成比例(杨凤、何禹霆，2006)。一般认为，上市公司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是理性的“经济人”，而证监会作为政府下属机构，其职责是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它的目标是非经济性的。证监会应采取措施降低稽查成本、提高稽查效率，使实际稽查概率大于纳什均衡概率，不违规成为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但是，杜煊君(2000)研究发现，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稽查的概率远远低于按照混合博弈模型求出的纳什均衡最优概率，对违规上市公司的查证概率也远远小于最优概率。这样，上市公司自然会选择远大于纳什均衡的概率进行违规，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目前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韩德宗、陈启欢(2002)对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量与处罚量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违规公司及其高层管理人员所受处罚量与其欺诈行为量的相关度很差。作为监管欺诈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律威慑力尚且如此脆弱，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公司在权衡违规成本和收益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谢平、陆磊(2003)研究发现，我国证券监管透明度很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证监会的处罚有很大的弹性，导致在监管中存在“警匪一家”的现象。由于作为委托者的政府和作为代理人的监管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监管者不仅不会愿意主动出击，自找“苦差使”，而且为谋取自身利益，往往会接受被监管者的贿赂并与其串谋。在没有明显证据表明某家上市公司可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稽查人员更愿意与被稽查对象建立良好关系。因此，监管人员在现场检查等监管行为中存在较严重的设租和收取租金的现象。阎长乐(2004)从压力、机会、合理化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条件，并从收入、成本、减值准备和追溯调整四个方面介绍了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常用的方法。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管机制的滞后与制约机制的失灵，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将产生金融理论中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并将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危害资本市场的运行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及治理的效用分析 　　 　　(一)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假设 　　1．相关概念界定 　　在市场上，仅有一家上市公司B、一家政府监管机构G和一家中介机构A，三者都是效用极大化者，而不是会计学意义的利润极大化者。上市公司B的行为有合规和违规两种选择。行为合规获得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