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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思考 　　摘要：本文以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效用为中心，运用相关理论与数据分析法，分析了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效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借鉴美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家庭联合申报制度、建立动态费用扣除标准机制、合理设计累进税率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居民收入分配 美国经验 　　我国近年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尤为突出，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78年至1990年在0.1-0.2之间，而2000年至2006年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巨大的收入差距必然会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产生：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对立阶层形成、公平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实现等等。这给社会稳定性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也影响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基于此，本文基于美国的经验视角来探讨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改革。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存在的问题 　　（一）工薪群体即中低收入人群是个税的主要纳税人 　　财政部税政司2010年2月公布的我国《2009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报告显示，工薪所得个税收入为2483.09亿元，占个税收入的比重约为63%。工薪阶层工资性收入只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左右，却承担了不相称比重的税收，而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者占有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但所缴纳的个税仅占总量的不足10%。而在广东，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额的2.33%。相比较，新加坡占总人口20%的富人承担了85%的个税。 　　（二）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 　　从统计资料分析看，曾作为城镇居民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薪收入和作为农村居民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均有大幅下降，而城镇居民来源于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均明显增加；农村居民来源于工资性质的收入大幅度增长，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有一定增幅。这种变动趋势说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收入都已经不再主要依靠某一类固定的来源，而是朝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形式发展。 　　（三）高收入者未能缴纳与其收入相对应的税收 　　我国高收入者收入可以轻易实现避税，是导致我国个税不能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于其收入构成复杂，来源多元化，工资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较小。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控制手段主要是对工薪阶层的源泉扣缴，而高收入者税基、税源难以准确界定和监控，而且不断有新收入出现，不易实现源泉扣缴。 　　二是不规范的分配渠道，对各类隐性收入监控力度和监管手段不到位。比如，有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花样繁多的实物补贴；民营企业以现金发放的各项补贴，成为个税征收的难点；自由职业者劳务所得按次征收难以操作；大量的现金交易与实物分配等。 　　三是某些小型企业主通过一系列的会计手段，做到很少盈利甚至亏损；或者利用不同税种设置的缺陷以及国税局与地税局之间信息协调的不畅，通过将个人与家庭一切消费全部算进企业账目，比如私家车养路费、重点建设基金、旅游费、保险费等都被列入了公司经营成本，达到规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多重目的。此外，一些专门售卖发票的“财税公司”中介的存在和税务机关的执法不严，更是大大助长了这种不端行为。 　　四是代扣代缴漏洞。例如，外聘嘉宾，并以稿费的形式支付劳务报酬，常常没有代扣所得税。 　　五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或非法收入，完全游离于税务监管之外。 　　（四）费用扣除额标准缺乏人性化 　　纵观各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几乎每个国家都设有费用扣除标准。对此，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做法是将费用扣除额与物价上涨水平相挂钩，费用扣除标准随物价变化而变化。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方法相对比较简单、生硬，既缺乏人性化，又不能体现税负公平，更起不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1.我国的个税费用扣除没有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基本生活成本，实行的是一刀切的扣除标准。在征收过程中，忽略了纳税人家庭成员的构成和家庭支出因素，诸如抚养、赡养、就业、教育、医疗、保险、购房等。 　　2.国际上费用扣除额增减的风向标一般以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依据，一、两年调整一次。而我国，从1981年正式设立个人所得税至今，费用扣除标准调整总共才进行过四次，分别为800元、1600元、2000元和现行的3500元，其中800元标准竟一直执行了二十多年。此外，我国法律修改程序繁琐，必须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和审议，使得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时滞过长，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3.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发展，物价上涨，而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没有实现科学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