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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完善建议 　　摘 要：近年来，皮鞋果冻、地沟油、瘦肉精、三聚氰胺奶粉、高激素奶粉、化学粉丝等食品安全事件频频见诸报端，不断挑动国人神经。上述事件的发生与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不完善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文试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针对我国相关立法的现状提出一系列建议，充分发挥刑法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保障作用。 　　关键词：食品安全 立法质量 资格刑 　　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非常严峻，从奶粉到果冻，从生鲜食品到精加工食品，似乎没有一样能让人放心。刑事法律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应不断发展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对食品安全设置较严厉的处罚措施。 　　一、着眼宏观，转变立法模式，提高立法质量 　　（一）反思立法技术，提高立法质量 　　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分化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诸多罪名，从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中分化出食品监管渎职罪等诸多罪名，这种立法越来越琐碎化的做法是否需要反思？①美国学者罗宾逊批评美国刑法内容不断膨胀，许多州的刑法典比它们在上世纪70年代以《模范刑法典》为蓝本的原刑法典要多出七八倍的内容，但新立法的大多数是不必要的条款，有益的修订和补充可能只占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结果造成刑法条款的重复累赘，严重影响了刑法的明晰性，到最后连立法者也不知道什么是刑法典已经包含的和尚未包含的，导致整个刑法越来越混乱，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还指出，对法律不必要的修订和补充产生的原因来自三方面：政治上的原因、民众的影响和立法者的无知。②联想到我们国家频繁出台的刑法修正案，笔者觉得其中有些问题多有相似，却迄今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立法不能抱今天只管今天的思想，而应力求垂范久远，能通过法律适用解释来解决的，就不一定修改刑法，否则解得一时之渴，却给未来留下隐患（刑法典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不断膨胀）。 　　（二）转变立法模式，实行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人类步入工业社会以后，犯罪形态在数量变化上由传统的自然犯占绝对优势逐渐演变为法定犯占绝对比重。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刑法立法模式也出现了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变动：在自然犯时代是单轨制，也就是说都规定在刑法典和有限的几个特别刑法中，到法定犯时代，刑法立法体制变成双轨制，也就是说，自然犯规定在刑法典中，法定犯则规定在比刑法典多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其他法律中。③这种立法模式的好处不仅在于能使刑法典相对稳定（刑法的稳定对社会的稳定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有利于在刑罚设计上有所区分（对法定犯的处刑一般要比自然犯轻，至少其他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定犯没有死刑），更有利于法定犯的司法适用（把法定犯从其所附属的法律中剥离出来，单独放入刑法中，难免产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果），以及更好地发挥刑法预防犯罪的作用。④ 　　食品安全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法定犯⑤，以目前的态势看，它还会不断地处于修改和发展之中，而且与其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也会不断地面临修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果我们不打破传统的刑法立法单轨制（即只能由刑法典和单行刑法来规定具体的罪名和刑罚），不确立真正的附属刑法体制（现在通行的那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所谓附属刑法其实是一种伪附属刑法），那将会带来许多问题。从国外和境外的立法经验看，我们今后应当在修改《食品安全法》等经济法律或行政法律的同时，直接规定或修改有关的食品安全犯罪。这并无任何法律障碍，因为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只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就可以规定犯罪和刑罚的内容。 　　二、着眼微观，严密法网，增设资格刑 　　（一）严密食品安全法网。 　　1.增加不作为犯罪。2007年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食品安全法》、《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规定了食品召回制度，但由于这些法律规定位阶较低，食品召回制度得不到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者、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对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但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对这一义务不作为，导致严重食品安全事故的，刑法没有规定。由于刑法本身具有教育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和作用，如果将不履行该义务、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在刑法中予以规定，可以促使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 　　2.增加过失犯罪。在我国食品安全的法网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外，对于重大过失导致严重食品安全事件，只能适用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德、日等发达国家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大多认定为过失犯罪。当然这与发达国家较高的食品安全诚信理念密切相关。但我们应关注由过失行为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例如：由于设备的状况和食品自身的性质而可能存在食品变质或者被细菌污染等安全隐患时，生产经营者必须进行抽样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