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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视域下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探析 　　摘 要：甘肃民族地区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往往是与经济的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贫困不但导致了制度性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和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短缺，而且还导致民族贫困地区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只有在经济扶贫的同时，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公民的素质，健全民族地区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发生。 　　关键词：甘肃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扶贫开发；利益表达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6-0071-02 　　引言 　　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或“民主参与”，这一概念来自西方政治学说。具体而言，是指“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对政治体系加以影响从而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的一种活动”[1]。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表现，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政治参与不但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本质，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维护和实现自身合法权利的主要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发生了质的飞跃，民族地区公民民主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有了很大提高，突出的表现就是民族地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都有了明显的不同，在民主选举、民主投票、民主监督等方面都呈现出良性发展的积极态势，呈现出非常可喜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在一些民族地区也出现了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所谓非制度政治参与是与制度性政治参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那些不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步骤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及其政策实施的行为。这种非制度政治参与不但破坏了民族地区和谐的社会关系，破坏了安定团结的社会发展环境，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民族地区基层行政组织的正常办公秩序，也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阻碍了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的进步和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甘肃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非制度政治参与，特别是在贫困的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主要诱因。因此，我们在民族地区进行扶贫开发时就不能不关注民族贫困地区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一、贫困状态下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发生的原因 　　（一）贫困导致制度性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甘肃省民族地区经济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无论是质和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实了甘肃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一个美好幸福新甘肃也基本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还是相对落后，特别是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全国还有相当的差距。据统计，2012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8 943元，甘肃省人均10 346元，而临夏人均产值为3 712元，东乡县人均产值只有1 972元，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全国的经济还有明显的差距，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非常明显的。经济的相对贫困影响了甘肃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一些农牧民也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养家糊口和发展经济上，正常渠道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相当多的农牧民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责任感都相对较弱，导致制度性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 　　（二）贫困导致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短缺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基本制度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从渠道上和制度上保证了人民权利的行使，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最大政治制度供给。在民族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都构成了民族地区政治行为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代表一系列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合法而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构建和制度保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和长期的贫困，这些制度供给还满足不了民族地区农牧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公民的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多，他们参与政治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相比之下，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一些制度就显得比较短缺，造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短缺。 　　（三）贫困导致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 　　在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农牧民的利益诉求会有显著的增加，如果这些政治诉求都能找到有效的渠道，农牧民就可以把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这种渠道表达出来，他们也更愿意通过这种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这种利益表达机制是不健全的，或者是无效的，那么农牧民就会通过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诉求。这正如亨廷顿所说：“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府的要求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