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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诱惑侦查法治化思考 　　摘要:诱惑侦查作为应对新型犯罪的有力手段,在我国侦查实践中被广泛的使用,但相应的立法规范却非常缺失,因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基于法的价值分析,诱惑侦查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应当尽快立法完善诱惑侦查制度。 　　关键词:诱惑侦查;价值;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F793.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117―04 　　 　　所谓诱惑侦查(又称诱饵侦查、侦查陷阱、侦查圈套、警察圈套),泛指针对特定的案件,通过国家侦查人员或其雇佣的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条件或机会,从而在犯罪的实施过程中抓获犯罪嫌疑人及获取证据的侦查行为。在我国,诱惑侦查作为刑事侦查的一种手段,在侦查实践中被广泛的使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笔者拟通过对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借鉴它国经验,在肯定可以使用诱惑侦查的前提下,对我国诱惑侦查的法治化略陈己见,以抛砖引玉。 　　一、我国诱惑侦查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现状 　　1.实践中在广泛的使用。据广西桂林某城区检察院统计,该院在1998年至1999年6月受理毒品犯罪和假币犯罪两类案件94件130人,其中就有80.85%的案件运用了诱惑侦查手段[1]。1993年至1998年,云南省警方在贩毒案件侦查中使用诱惑侦查措施破获预备贩毒案件548起,缴获毒资8592万元,相当于将4吨多的精制海洛因堵在境外[2]。对于诱惑侦查使用情况更多、更有说服力的实证调查与统计,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事情,就笔者过去在公安机关的工作经历而言,在侦查部门内部诱惑侦查是“可做不可说”的事情,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统计要求,但诱惑侦查在实践中被广泛的使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现行立法规范缺失。我国关于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定一直是个空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设有专章,有关侦查方面的规定多达47条,占从立案到执行的办案程序规定的近20%,但却没有一条关于诱惑侦查的规定。1998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对此也是只字未提。唯一与此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便是1984年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该《细则》虽然对特情的设置、使用及证据采纳等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但都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月发出了《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该通知指出:“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当前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但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有事前在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介入侦破案件时,有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情况,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人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特情引诱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对具有这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种情况是数量引诱,行为人本来只是有实施数量较少的毒品犯罪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存在的问题 　　1.诱惑侦查的适用主体泛化。由于诱惑侦查的的特殊性,有权采用诱惑侦查的主体应当是有执法资格的侦查人员。在我国享有侦查权的机关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监狱部门、军队保卫部门,除此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享有侦查权。但在实践中,很多行政执法部门采用诱惑侦查的方式去办理行政违法行为,如交通执法部门派人冒充乘客去抓“野的”的行为;公安派出所民警用诱惑方式去抓妓女或抓嫖客。为此,2004年江苏省公安厅专门制定《关于办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指导意见》,严禁民警以诱导他人实施卖淫、嫖娼等方式查处卖淫嫖娼案件[3]。 　　2.适用范围无限制。诱惑侦查具有隐秘性、主动性和欺骗性,因此对于其适用范围应该严格限制,但由于立法的缺失,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侦查机关对于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的限制要求,从危害性质较小的治安案件,到一般的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普通刑事案件,一直到危害性较强的有组织犯罪均可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毕竟是以欺骗为手段进行的侦查行为,如此广泛的适用,难免使司法道德观念及国家机关形象受到损害,得不偿失,也不符合诉讼程序的经济效益价值――太大的司法资源投入却没有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同时,将诱惑侦查广泛地应用于治安案件或普通刑事案件,必然导致更多的权力滥用和侵害公民私权利的行为发生。 　　3.适用对象不明确。一方面,对于被诱惑者原本有无犯意,并未严格区分,造成“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混用,使侦查机关有诱惑清白之人犯罪之嫌疑,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和政治、职务犯罪嫌疑人未被排除在适用对象之外,前者造成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