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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袭与新变明代词选编选特点与词学意义
承袭与新变明代词选编选特点与词学意义
关键词: 明代词选;书坊;“草堂”系列;评点
摘 要: 明代词选数量众多,与明代中后期刻书业的发达密切相关。明代书坊商业化运作模式在促进词选传播的同时也带来因袭等弊病;《草堂诗余》在明中后期被不断改编,其编选体例出现创新、选源选域逐渐扩大、审美趣味也趋向多元,这些新变反映出明人词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演进;明代词选出现大量的评点内容,“主情”与“尚丽”成为流行的批评观念。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0
Conventionality and Innovation: Compi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Lexical Significance of Cixuan in Ming Dynasty
GAN Song, DING Fang(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Poetic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Cixuan in the Ming Dynasty; bookstore; Caotang series; criticism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Cixuan in the Ming Dynasty due to the developed carved book industr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commercialised pattern of bookstores brought both the spread of Cixuan and conventionality. Caotangshiyu was edited continually, whose innovative styles, widened area of collection, multiple aesthetic tastes indicate the development in the concept and aestheticism of that time. The prevalent focus of criticism is sentimentalism and rhetoric.
诗文选本是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更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方式,选本大都有特定的编选宗旨和选择标准,而这种选择标准往往代表当时一部分人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趋向。明代词选数量众多,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把握明代词选的编选特点以及发展趋向,还有助于加深对明代词学思想递嬗的认识与理解,对明代词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繁荣与流弊:明代刻书业对词选编辑的正负影响
明代词选数量之繁盛,远逾前代。有学者指出:“明代词选,据估计不下一、二百种。”[1]15现存明人编选的词选尚有四十余种,明代词选的繁荣景象主要出现在嘉靖之后,其标志则是经明人改编的《草堂诗余》盛行。明代词选大都与《草堂诗余》密切相关,其内容多以《草堂》为蓝本而加以重编、扩编、续编、缩编而成,这种持续不断的改编活动除了受到当时学术思想、文学思潮、社会心态等因素影响之外,??①还与当时商业浪潮下书坊的介入直接相关。
(一)刻书业促进了词选的繁荣与传播
明嘉靖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
作的商品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2]16小说、戏剧、词曲等通俗文学受到民间热烈欢迎,为迎合市民的文化需要,通俗文学被大量刊刻和出版。明代中后期的刻书业极为繁盛,其中江浙闽一带刻书规模最大,刻书最多。一些书坊“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这种结合有利用了解社会需要,从而有的放矢地编刻某些图书。”[3]154在这种背景下,书坊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对明代词选的编辑刊刻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草堂》系列版本,除了若干抄本和自刻本外,出自坊刻者几占大半,福建、苏浙等地是其主要编刻地点。明代福建刻书业发达,如建阳刘龙田以乔山堂、乔山书舍等名号刻印过《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大量文学书籍,其他如郑、余、詹、熊、杨等姓氏坊肆亦为建阳书林大家。福建书坊刻印的《草堂》版本尤多,如:万历十二年(1584)书林张东川刻《类编草堂诗余》,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詹圣学刻《重刻类编草堂诗余评林》,万历二十三年(1595)书林郑世豪刊宗文书堂刊《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万历三十年(1602)乔山书舍刊《新锓订正评注便读草堂诗余》,万历三十年(1602)书林余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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