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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武汉难民救济工作探析 　　摘 要: 在抗战初期,国土沦丧,大批的难民跟随国民政府涌向武汉,使武汉人口陡增至一百五十余万。庞大的难民潮不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上升为政治问题。国民政府作为当时的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济难民措施,这些措施富有时代的特色,在抗战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国民政府的根本性质决定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关键词: 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 武汉 难民救济工作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中,沦陷区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因为不愿做亡国奴,不甘于日本侵略者的蹂躏,纷纷携妻带子,背井离乡,辗转迁往祖国的大后方和安全区域。这些因为战争这一不可抗拒的因素,而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进行无组织的大规模的迁徙的人们被称之为“难民”。在抗日战争中,我国形成了庞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人员成分之复杂、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世所罕见。 　　抗战初期一般是指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弃守为止。这是抗日战争的战争防御阶段,也是抗战中第一个难民迁移的高潮时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无数华北、华东沦陷地区的中国人沦为难民。武汉深居中国内陆,中国最大河流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水在此交汇,京汉、鄂汉铁路连通中国南北,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全国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重庆为战时陪都,但实际上此时国民党军政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等都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重要机关也均移驻武汉办公,一时间武汉成为全国实际的政治中心。因而武汉也因为交通的便利和政府所在地而成为华北、华东众多难民的集中地。这些难民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商人、城市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学生等,都是国家的中间分子”。 　　难民的大量涌入给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如物资匮乏、粮食与交通工具供给不足、难民食宿条件差、难民之中疾病流行等,此外“难民还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矛盾加剧:战争的破坏、杀戮、奸掳,使难民们情绪极不稳定,始终处于一种惊恐不安状态,惶惶不可终日。帮会、土匪、娼妓活动盛行于世,许多装扮成为难民身份的敌伪奸细也大量混入其中,使社会异常动荡”。 　　国民政府作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中央政府,肩负着保土为国的责任,理应为救济难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抗战中,国民政府对难民的救济工作不同于传统的慈善之举。传统的慈善行为,是执政者出于怜悯的心情,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关怀仁义之举。而“难民问题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社会问题,不是难民们自甘堕落要做难民,而是国家多难不能保障他们”,救济难民是国民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现代社会人民的权利与政府义务的体现。 　　一、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措施 　　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国民政府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明确指出:“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及训练,以加强抗战力量。”随着战争的深入,国民政府意识到难民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重大政治问题。“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已经展开,救济难民的事业,变为当前最最迫切的要求。为了减少政府领导作战的分心,减少对于军事上的妨碍,巩固后防,提高作战时生产效率,我们对于这广大的被难同胞,都应有最良善周全的处置办法,使难民不仅不白白消耗物力而变为提供物力;不仅不妨碍军事而反有助于军事;不仅不扰乱后方而且加强后防”。 　　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救济工作可分划为两大部分:收容与疏散。这是与以后国民政府组织的难民救济工作有所区别的。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已清晰地认识到抗日战争面临的局势,蒋介石在1938年10月31日武汉弃守后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中曾指出武汉大会战的意义:“武汉地位,在过去十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在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为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要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感缺乏。”可见国民党发动武汉大会战的目的不在于坚守武汉,而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争取人员与物资的疏散和转移,为长期的抗战保存实力。所以对千辛万苦逃亡到武汉的难民来说,武汉只可能是他们暂时的栖息之地,是他们通往大后方的中转站。政府的救济工作中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帮助这些难民转移到后方更安全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