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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孟子中朴素人权思想 　　【内容摘要】本文用西方的现代人权观念来对孟子的朴素人权思想进行总结和概括。本文通过对《孟子》这个文章地研讨，认为孟子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个人尊严上都对人的基本权利给于一定的解释，提出自己的一套观点。虽然孟子在古代并没有形成现代的人权观念和概念，但是孟子所提出的一些措施也深深影响了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历史。 　　【关 键 词】孟子 儒家 朴素人权 平等 　　 　　一、孟子朴素人权观念的内容体现 　　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文化在天人合一的脉络中，并没有近代西方的“个体”观念，中国文化中较为发达的是整体社群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暴力革命屡见不鲜，但是以“人权”作为抗争理由的却绝无仅有。虫痛的中国政治思想强调君主必须将心比心，重视人们的福祉，中国文化中也没有客观的合法抗争的惯例，只有通过“天”的认可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要求统治者照顾人民的福祉。因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没有形成一种水火般的仇恨，君主在天人合一以及恻隐之心为基础的统治观念下，建构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中的那种剥削关系的政府。 　　在这里，孟子的思想更能体现出这一点来。孟子综合了古代中国养民贵民重民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民本政治的理想，这种思想归结起来就形成了如下的三项主要的核心观点： 　　（一）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孟子强烈的主张人民是组成国家的诸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即絮，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上》）。孟子在周游列国游说国君的时候，一再的要求国君一定要关心民众福祉，使得自身政权融入人民主体之中。孟子之所以要求梁惠王“与民同乐”，要求齐宣王如果好色好货，则应“与百姓同之”，可以说这都是从消解国君的政权反动性这个观点出发的，要求国君的个人的主观好恶，消融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使人民的意志渗透到国君的意志之中。孟子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一项主张，正是要求统治者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人民的支持上。如果“诸侯危社稷”，则可以“变置”诸侯，更立贤君，甚至社稷本身也可以“变置”（《孟子?尽心下》），因为只有人民才能成为政治的主体。 　　（二）人民的福祉是施政的最高目标。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政治领域并不是一个诸般社群、团体或阶级利益互相冲突、折中以及妥协的场所；相反地，孟子认为政治领域是一个道德的场所，他得到的性质依靠人心的价值自决的普遍性来保证，所以，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他也因此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种道德场所中，人民福祉的提高是国君责无旁贷的责任，统治者必须“扩充”其“不忍人之心”，使它落实在现实世界中而成为“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 　　（三）民心的向背是政权转移的检验标准。孟子主张“王”与“霸”的区别，在于的民心与否。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向东，自南向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固然主张政权之转移在于天意，但是他引《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语，正是为了说明天意只有在民心之中才能展现。 　　从以上三点看来，以孟子为代表的古典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固然与近代西方的民权或人权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扩大视野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孟子思想中的“人”的概念，比近代西方的“人”的概念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更具有博厚高明的超越的方面。虽然在中国古代儒家典籍中并没有出现人权这个词汇，虽然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观念也屡为晚清人士所引用，但是这些事实也并不能解释为中国文化或者儒家文化传统中缺乏人权的内容。 　　二、孟子朴素人权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原始朴素人权思想归根到底还是出自自身的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种观念，虽然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表达出来，但是从孟子的著作处也能看出他的人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在我们看来也是孟子的一些核心的理论基础。 　　1.天人合一论。孟子认为从“个人”到“国家”，是一种连续开展的阶段性历程。生命中每一个阶段都视为下一个阶段来奠定基础，孟子称之为“本”，这些阶段是连续开展不可切断的。任何一个阶段的断裂，在孟子看来都是欠缺的。个人的充实，是国家健全的基础，而个人又是国家提升的根基。这也正如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从一方面来看，天命下传成为人性，另一方面，民心在政治上的向背也反映为天命的转移。孟子思想中这种将个人和国家看成一种连续性发展的特质，可以说深刻的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