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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家庭暴力举证责任 　　摘 要： 　　家庭，本应该是我们一个幸福温馨的港湾。然而，暴力却为家庭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后果，侵蚀了家庭带给我们的温暖。在法律实践中，家庭暴力长期处于无人管的边缘，其举证责任存在大量的问题，因此在法律事实中需要相应的诉讼证明标准。本文通过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的介绍，从多个方面分析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存在的问题，分析家庭暴力的举证责任的问题，比较举证责任倒置和优势证据的区别。 　　家庭暴力的问题历史由来已久，当今社会的不断进步，家庭生活水平越来越富裕，随之而来的家庭暴力也越来越严重。根据关于家庭暴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为29.7%-35.7%，主要受害者为妇女，老人和儿童的比例也有所增加。那么，何为家庭暴力？顾名思义，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性暴力、冷暴力、精神暴力等等都是严重的侵权方式。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一条对家庭暴力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在家庭内部的所发生的的暴力行为、在社会上发生的暴力现象以及国家所不允许发生的暴力行为无论其何时何地发生的。[1]自此，在将近30多年来，社会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和研究家庭暴力，他们试图从一系列的角度出发，寻求找到解决家庭暴力的最好方法。 　　一、我国家庭暴力存在的现实问题 　　第一，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增加了举证的难度。家庭暴力通常发生于家庭内部的暴力行为，大部分的受害者都会认为这是家务事，向司法机关求助也是没用的。也有一些受害者担心向他人求助，会加剧成员之间的矛盾。此外，除了肉体上的伤害外，精神上的暴力更是让人毫无防范也无法取证。 　　第二，当事人缺乏意识，举证难度较大。其主要体现在：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没有相应的目击证人，导致证据本身的数量相对稀少；同时家庭暴力一般发生的持续时间较长，很容易导致证据的流失或灭失，且很多受害者由于缺乏相应的保护意识也没有重视对证据的保留。 　　第三，封建思想的影响和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消极干预加大了取证的难度。五千年封建思想的不断影响，使得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于男性。与此同时我国司法机关大多数为男性，家庭暴力的案件对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甚至不断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消极执法人员的纵容。[2] 　　第四，中国的法律由于没有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没有对家庭暴力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只有在2001年的新婚姻法中提到“禁止一切家庭暴力”，然而遗憾的是，新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相关内涵，在随后的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中，也只是确定了虐待罪。加上没有相应的处罚机制，让这些执法者经常也是无从下手。 　　家庭暴力的这几个问题就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具有较为特别的性质，其不能仅仅作为一般的家务事来处理。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力量和警察的干预可以有效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但是因为家庭暴力本身具有的几个特性，使家庭暴力在社会实践中一直处于“认定难”。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处罚措施，没有专门的证据认定和举证责任分析制度，导致家庭暴力历史问题不断累计。 　　二、举证责任的内涵和诉讼证明标准 　　（一）诉讼证明标准 　　证据是实现司法公平公正的基础，是三大诉讼的核心要素。案件事实的认定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而家庭暴力的认定同样也要求证据的充分有效性。外国的民诉和刑诉法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是不同的，由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质，我们应该吸取外国多样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尤其是“排除合理性怀疑”和“高度盖然性优势原则”的两个标准。在1947年英国的米勒诉财政达成的案中丹宁勋爵说：“当证据达到存在的可能性比不存在的可能性大，那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但是如果存在与否的可能是一样的话，那么证明责任还应该继续，他们将其成为盖然性占优”。[3]美国的民事诉讼标准是对比双方提出的证据，如果一方提出的证据比另一方优越且达到陪审团确信的状态，他们将其表示为优势证据。在1995年澳大利将盖然性占据优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我国需要借鉴的正是他们没有将盖然性占优势作为唯一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是将其区分开。 　　我国将所有的案件都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种高要求的证明程度，对家庭暴力的案件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权衡利弊之下，我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立法建设中，我认为我国应该在坚持原来一元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多元化的诉讼标准。 　　（二）举证责任的内涵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该词来源于大陆法，也有部分学者称其为证明责任。古罗马时代是举证责任最早的发源地，罗马法的举证规则经过多重演变后，德国将其发展成原告以诉讼原因为举证，被告以抗辩事由为举证的一般原则。权利说、义务说和危险负担说是我国诉讼法学界对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