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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关系新解读 　　摘要：政府与市场关系历经几次大的历史演变，仍未找到最佳契合点。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范围就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即提供公共物品；由于“经济人”自利和理性在政治领域的存在则使实现政府职能的公共选择机制变成了利益与实力的较量，最终导致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既承认政府的必要干预，又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试图利用制度约束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从而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解读。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市场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2―0084―05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二战后兴起的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主要学术流派之一，其主要特色是以“经济人”为假设，分析政治市场中的个人、政府等政治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为人们重新认识政府提供了新视角。纵观国内近些年来对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观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切入点：(1)研究范式。如陈振明[1]通过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利弊分析，指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观的创新与缺陷。(2)理论内容。这方面研究较多，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公共选择的政府理论并探讨政府失败说的启示。(3)实践应用。这种视角主要是从各个不同的领域出发，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观分析一些特殊问题，如行政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等。以上研究成果丰硕，但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来研究政府观的还很少，且在对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性质判断上，认为它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重复或改良[2]。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是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观的核心，本文在借鉴以上成果基础上，试图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切入点，以公共物品为中介来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笔者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对立冲突的二元结构，是在政府与市场都存在失灵的前提下试图寻找一种新的二者平衡，既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又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 　　 　　一、政府(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变 　　 　　在人们对政府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政府作用的不断变化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历了几次大的历史演变。 　　近代早期，西方资产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力，反对中世纪的神权思想，在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在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的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从“人的眼光”出发，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如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以及后来所发展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等，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而近代经济学则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对贸易的干预，如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 　　随着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了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崛起的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成为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政治思想上的突出转变表现在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自由主义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经济学中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亚当?斯密以《国富论》蜚声于世，他主张重农主义的“自由放任”，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反对垄断。“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1275。 　　但是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思想在20世纪初遭到了现实的质疑。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的新矛盾，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为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他认为政府的作用“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做的事”。[5]317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国家干预、福利经济等实践于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中；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各国经济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