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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对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影响 　　摘要：1927-1937年间，政府开始加强金融垄断，其颁布和实施的公债政策、银行法律、货币改革、监管措施对整个金融业乃至传统金融机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致使钱庄迅速衰落。这主要在于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供给大大挤压了上海钱庄的生存空间，从而使钱庄不得不进行适时的制度调整和变革。 　　关键词：政府；制度供给；钱庄 　　近代以来，钱庄随着内外贸易的发展，在与外资银行、中资银行自由竞争过程中，遇到发展的机遇而迅速繁荣。长期以来，钱庄以独资或合伙形式集资，运用传统的信用融资手段，结合经理负责的两权分立制度，通过钱庄发行的各类票据，控制着上海与国内贸易的票据清算业务，形成了一系列独具行业特色的信用制度，在全国金融中心上海曾占“三足鼎立”的地位。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一方面，通过颁布、实施一系列的财政金融法规和政策，建立国家金融体系来垄断金融资源；另一方面，通过货币制度和监管制度改革加强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力度。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使钱庄业迅速衰落。关于钱庄衰落的原因，史学界主要归结于三个因素：一是钱庄自身制度相对落后，一是银行对钱庄的竞争加剧，一是政府行为对钱庄的影响。[1]本文从政府行为影响入手，深入剖析1927-1937年间影响上海钱庄的法律和政策因素，试图反思金融现代化过程中制度供给对金融业的影响，总结历史规律。 　　一、公债政策的影响 　　近代历届政府为解决财政困境，主要靠发行内外债来缓解危机。发行公债（内债）本是吸引钱庄等金融机构投资，赚取利润的主要渠道。但国民政府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发行公债过程中，强行摊派，并常常延期还本付息，这对资本少，规模小的钱庄发展曾产生非常的不利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5年内共发行公债额达达10.58亿元，1931年发行的公债延期还本付息；1933-1935年3年内共发行5.78亿元。1936年2月，国民政府又一次延期还本付息。而当年发行“统一公债”再一次延长还本期付息期限。而政府利用腾出的基金继续发行新债。[2]（P.323）这些公债多数由金融界的银行和钱庄押借承购。如1927年4月，政府向上海银钱两会借款300万元，其中钱业公会承担100万元，以二五附税库券作抵。同业公会会员钱庄84家每家押借承购11 900元，余下部分由公会垫借。1927年4-10月间，南京国民政府向上海钱业公会借款5次，累计金额达615元万元，均由各会员钱庄垫借或承购，未入会的元字庄也被强行摊借。[3]（P.207）1927-1935年间，上海钱业公会认购公债达265万元，押借公债款项达2 697.5万元，共计2 963万元之多。[3]（P.207-209）在承购押借过程中，上海钱庄不得不接受政府摊派的公债任务，也不得不面对延期还款的各种风险。这一政策使钱庄业的经营与政府需求接轨，从而引致钱庄经营的困境。[4] 　　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发行公债向金融部门转移风险，影响了钱庄的发展。当时的钱庄多以合资制筹资，钱庄资本多以2-4万两居多，运营资本极其有限而责任无限。1932年，上海南北市汇划钱庄62家，存款总额16 25l万元，实收资本总额1 800万元，仅相当于金城银行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家银行的资力。1935年，上海全市48家钱庄，资本总额1 800万元，而总行在上海的59家银行的资本总额即达2.59亿元，是钱庄资本总额的14.4倍。[2]（P.282）大量公债的认购承销及延期还本付息，增加了以“信用”收放款的钱庄股东的风险，影响了钱庄的运营效率。与现代化的银行业相比较，后者以股份制模式筹集资金，以抵押放款的方式进行信贷活动，资力较雄厚，风险相对分散。因而公债延期还本付息对银行的影响远没有对钱庄的影响为大。有限的资本，加上大量的公债押借直接增加了钱庄的现金负担；而钱庄承购公债，虽有各种款项作保，也有薄利优惠，但由于公债还本付息经常不能按时进行，使钱庄本已短少的资金周转出现更大的缺口。加之社会不靖，一旦出现金融风潮，发生挤兑，钱庄通常会面临停歇和倒闭的风险。如1935年在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下，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对中国货币流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公债还本付息不得不拖延，导致1935年钱庄不得不向财政部发出救济援助的呼声。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政策的实施，从国家层面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财政危机；从钱业立场看，延期还本付息直接损害了钱庄的利益，致使钱庄短期内数量锐减，如1927-1937年间，上海新设钱庄16家，而歇业的则达57家，1927年上海共有钱庄85家，到1937年时，只剩下46家。在钱庄规模和数量发生变化的表象背后，公债政策实质上反映了钱庄的资本运营制度，即以合伙为主的资本制度，以责任无限，经理负责有限的两权分离已不能满足当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