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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贫困农民在脱贫中研究 　　关键词：收入分配；博弈关系；贫困农民；地方政府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现象也是引起城镇、农村收入进一步加大的直接原因。我国市场经济经济运行中，政府制定什么政策会收到什么效果，可以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进行研究。在分析我国农村贫困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在贫困农民脱贫中的博弈关系以及地方政府跟贫困农民在脱贫中的博弈关系，最后得出了农村要彻底脱贫的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7)05-0056-03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的特点 　　 　　第一，收入差异仍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和区域性特征。近年来国内学者运用基尼系数对中国 收入差距状况的权威估计结果，大致都在0.4甚至在0.4之上，这表明目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而收入水平差异过大，历来都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原因，国内有关收入差距的研究一般认为：在中国，纯粹的阶层收入差距并不严重，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基尼系数增大的最主要原因，其次为地区收入差距。 　　第二，级差土地收入的客观存在需要从政策上补偿。我国农村贫困具有明显的地缘特征，由于土地质量偏低、距离经济中心较远、生产中集约化程度较低以及客观存在的生态建设的负担偏重等因素所产生的级差土地收入，是导致贫困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土地质量偏低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同等投资只能获得较少的产品，个别生产价格就高于其他地区，而市场是按社会平均生产价格交换的，贫困地区在交换中利益受损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市场经济本身是不能改变级差土地收入问题的，从而也就很难为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农村贫困开辟道路。这就要求政府依靠政策调节，通过对贫困人口分布集中地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来调节客观存在的级差土地收入问题。 　　第三，贫困农村尚缺乏自我发展的潜力。贫困农村的自我发展潜力突出地表现在地方发展环境相对落后和劳动者素质明显偏低两个方面。大规模扶贫开发至今，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从总体上看依然不容乐观。如果仅从人口数量的角度考虑，国定贫困县人力资源无疑是过剩的，但贫困农村的劳动者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卫生条件恶劣造成的贫困人口身体素质下降、人口膨胀造成的劳动力负担系数上升等现象仍普遍存在，贫困人口人力资源不足的现象还十分突出；而这又是长期历史原因与国家政策发展倾向的结果。 　　第四，路径依赖对制度创新的重要制约作用。中国农村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大规模贫困的消除和缓解也主要是 政府作用的结果。为此，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对政府有着比较强烈的信任感和依赖性，离开了政府的政治动员、舆论宣传和组织服务，大规模扶贫活动的展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扶贫资金的来源看，政府将始终是中国农村反贫困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及大规模扶贫的最有力的推动者；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各项方针政策，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群的利益所产生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可以说，这种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的重要制约作用，更加强调了新时期政府参与反贫困的必要性。 　　 　　二、政府与贫困农民在反贫困中的博弈分析 　　 　　(一)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按照博弈论的理论，此博弈的参与人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上级政府的行动是为消除绝对贫困、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目标，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行动则是具体负责使用上级政府分配的扶贫资源。由于这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也就必然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人上级政府是行为影响的一方，代理人贫困地区地方政府是行为人。在委托人对代理人监督不力的状况下，代理人地方政府就有可能偏离中央政府既定的扶贫宗旨和目标，转而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且，扶贫总体规划和投资重点往往是由上级政府确定，不一定适合当地的实际条件，在增加了贫困地区地方政府扶贫难度的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在实施扶贫计划中的行为偏差提供了依据和借口。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委托人上级政府对贫困地区投入扶贫资源量的多少，主要依据于当地贫困人口数量的多少和贫困程度。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希望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多的扶贫资源，他们通过观察上级政府的行动来获取信息，并以此确定自己在反贫困中的态度。作为代理人的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在此博弈中可以有两种选择：将扶贫资源完全用于贫困群体的发展的积极脱贫方式或将扶贫资源挪作他用或投向对农村人口脱贫不具有直接效果的项目的消极脱贫方式。上级政府帮助贫困地区的前提是地方政府必须积极脱贫；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只有在预期得不到上级资源投入或上级政府资源投入不以其贫困程度决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