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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社会价值 　　教育公平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能够从最根本意义上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教育公平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呼声，并成为政府制订教育政策、规划教育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对教育公平的追求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共同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教育公平之中包含的巨大社会价值。 　　 　　教育公平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教育本身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它能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力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劳动力的再生产要依靠教育，把科学技术的成果转移到生产中要靠教育。特别是二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科技人员的培养，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本企业界很早就明确认识到：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就是技术竞争．而技术竞争又成为教育竞争。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据舒尔茨计算，教育资本在增加国民收入中做出的贡献的比例为33．9％。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经济发展证明：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分别为25％、30％、33％。 　　技术功利主义学派也认为，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和个人发展的有效手段：教育能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手段的熟练劳动力。美国智囊机构兰德(Rand)公司1999年教育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是：教育公平，能够给政府创造巨额的财政收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强大，对个人生存和家庭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大，已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家和人民关注的重点。社会中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呈正比关系。特别是在当今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个体的发展前提。 　　因此，坚持教育公平，赋予每个受教育者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才能使社会成员的潜能、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对每一个公民而言，接受公平的教育，不仅是一种个人的追求，而且是政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减少失业救济、贫困补助等财政性支出的战略措施。 　　文化程度是社会个体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必要条件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教育公平不但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且还具有促进社会正常流动的社会功能。杜威等教育改革者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的职能：将青年人“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社会化”的职能；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同时，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因而，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这即是教育的“平等化”职能。 　　根据重庆市社科院俞萍研究员的抽样调查(参见表1、表2)，我们不难看出：社会成员所接受教育的程度与其社会职务、职业具有较强的相关度：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方能够改变人生命运，获得公平的教育是社会个体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必要条件。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2000年7月的调查显示(表3)：高收入群体比例最高的为大学专科学历人员。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25．38％，其次为大学本科学历人员，占24．55％，排在第三的是高中学历人员，占22．61％。这种情况说明如果没有一定的受教育程度作背景。进入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改变社会底层群体命运，减弱代际继承效应，让其子女通过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教育公平是必要的条件和途径。有了教育的公平，就给予每个人向上发展的动力。给予每个人向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弱势群体才有可能与社会其他阶层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才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社会各阶层才有正常流动、分化的可能，全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而不至于让社会弱势群体无路可走、铤而走险。 　　 　　教育公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 　　 　　自从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随着劳动者受教育越来越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将会越来越平等”的观点之后，很多研究都考察过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贝克尔和契斯威克(BeckerChiswick。1966)的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负相关。契斯威克(chiswick，1971)用9个国家的截面数据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随教育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廷伯根(Tinbergen，1972)用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的数据所作的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与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