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疗治鲁迅与沈从文比较研究别一种视角.docVIP

文学疗治鲁迅与沈从文比较研究别一种视角 　　[摘 要]鲁迅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文学疗治，但他们两人的文学疗治活动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文章从文学与治疗的视角切入，比较了他们两人文学治疗活动的异同，认为他们的“文学疗治”，基于他们对现代中国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文学疗治，比较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2―0150―05 　　我们把鲁迅和沈从文放在一起作比较，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文学疗治，但他们两人的文学疗治活动却有着不同的命运。鲁迅先生当年曾以文学作为诊断与疗治中华民族精神痼疾的手段，对国人进行了有效的思想启蒙，这已为人所共知；然而，对于同样有着浓厚的疗救情结，并以“人性治疗者”[1](P18)自居的沈从文所进行的文学疗治，大多数学人却未能予以更多的关注。因此，笔者认为，从文学与治疗的视角切人，比较他们两人文学疗治活动的异同，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创作主体与文本的关系，更深刻地认识文本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同时也必然会显出别一种批评视界，并将因此带给我们以新的批评景观。 　　 　　一 　　 　　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普泛的自然科学理论莫过于达尔文“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它激励国人在“天演人择”的所谓规律中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中国既然被视为“东亚病夫”，那么时代对于伟大的“医国手”回春之术的期待，对种种疗救方案的讨论和争论，就在其大前提从不引起疑问的情形下进行[2](P157)。维新改良、实业富国、科学强国乃至革命救国，都曾是当时人们尝试过的方案。遗憾的是，似乎种种方案都未能显出明显的疗效。在这样一种历史现场中，诞生于“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一开始便在寻求“疗治”社会的功能，文学家们也顺理成章地承担了“思想一文化”医疗工作者的社会角色。“文学疗治”在“五四”时期一直与科学和民主的口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历史性的潮流中，鲁迅无疑是“文学疗治”行动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他深切地关注人生，把“疗治病苦”作为他文学活动的终极目的，并且一生都在践履这一艺术目标。沈从文在文坛的出现是在“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但受“五四”余波影响，面对充满内忧外患的祖国，追踪文学治疗的足迹，做一个“人性治疗者”，便成了他的理想。他与鲁迅一样，也希望用文化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改变中国社会。 　　鲁迅先生从一开始，就以文学作为疗治国民精神痼疾的手段。稍具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他早年留日学医，预备学成归来救治像自己父亲一样被误诊的同胞。但当他在幻灯片上看到同胞因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军砍头示众、国民却表现出麻木的精神状态时，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明白了“治疗精神”比“治疗躯体”更为重要。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在那时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P417)。可见，鲁迅一开始从文就有明确的文学治疗观念，他的文学启蒙思想、对国民性的探求，无不与他的文学疗治观念有关。他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4](P512)因此，他的作品充满了疗救的情节和内容。小说《狂人日记》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作者在该篇小说的文言题记中说，小说是从狂人的日记二册中“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狂人的心浸透着对被吃者、对弱小的妇女和儿童的深厚同情。他呼吁人们改悔，并发出了“救救孩子”热情呼声，最终却被治愈，“赴某地候补”去了。小说《药》中的茶馆老板华老栓和革命者夏瑜，都在求医问药，前者为儿子寻求治病救命之药，后者寻求的则是救国救民之药。结果由于二者缺乏沟通造成隔膜，使得革命先驱者夏瑜的血成了愚昧民众华老栓救治儿子的药引子。小说以“药”为题本身就有象征意味，而华夏两家的姓氏隐喻就更令人遐想，其中暗含的疗救意味非常浓厚和鲜明。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当年都曾热心倡导革新，但不久，他们的热情都被蚕食掉了，如同蜂子或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总之，在鲁迅的小说中，充斥着患病和治病的意象，体现着作家对病因、病理以及患病与治愈复杂关系的思考。有人据此认为鲁迅小说“阴暗”，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正像在医生的脑海里常常会浮现人们的病容，而在心理所企盼的，却是药到病除后的欢愉。 　　沈从文最初写文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谋生。只是到了后来，他在城市站稳了脚跟，不再为衣食温饱忧心之后，才有了更为高远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