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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作为解释对象 　　摘要：通过反“历史重建”论、“透视主义”与“决定性结构”等理论观点，韦勒克建构起了他的文学解释框架，对如何进行文学研究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解释。总体上看，其文学解释思想的核心体现在解释的历史性、不完满性与整体性等三个层面。韦勒克的文学解释思想对清晰把握文学研究，阐释繁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雷纳?韦勒克；解释学；透视主义；决定性结构 　　中图分类号：I0；I06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15.05.034 　　什么样的文学研究才是值得遵循的？这个问题恐怕自文学产生以来就开始困扰着理论家们。尽管我们可以找出数十种文学研究的方法，但终究不能切近最终的答案。特别是面对当代数字化、产业化的语境，不仅文学本身的生产、传播、消费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就连文学理论也因“后学”的挑战而变得仓忙失措。这种双向性的位移，更使得文学研究难以给自身定位。值得注意的是，由著名文学批评家雷纳?韦勒克所主笔的堪称20世纪西方最为流行、经典的文艺学教材《文学理论》在其开篇便抛出了这个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对艺术、尤其作为文学的艺术，作理智性的探讨。”[1]2韦勒克肯定这种理智性的方法是可能的，并且自信这本书能够开启对文学的理智性探讨。在他看来，问题的首要在于如何才可能。从逻辑上讲，这一步的前提又在于如何从整体上解释文学研究。对此，韦氏在其著述中就曾多次提到了文学的解释问题。只不过是这些观点散落于各处，并未系统表述。因此，解释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以解释学作为参照，对韦氏文学研究中所流射出的解释思想予以梳理，进而发现其独特之处，不仅能够推进对韦勒克的研究，更能对当代学界厘清多元话语时代文学研究的对象选择、自身定位、价值判断等诸多问题予以解释学上的启示。 　　一、反“历史重建”：解释的历史性 　　关于如何对文学进行解释，韦勒克有诸多论述。早在上世纪70年代总结西方此前十年的批评思潮时，韦勒克就曾指出，对于文学的艺术作品，“什么是专断解释的界限？难道没有正确的解释？难道没有永恒的或至少是常在的标准”？进入90 年代，韦勒克再次指出“避免阐释中的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困难”仍然是“目前解释理论的中心问题”。尽管韦勒克并不以文学解释学者著称，但对此却有着巨大的热情，而“解释的客观有效性”也是他毕生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究竟能否抵达作者的原意，并获得客观有效的解释？ 　　在上世纪60年代，激荡着由伽达默尔所代表的本体论解释学和赫施所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二者针锋相对所构筑的解释学讨论热潮，而韦勒克也将此视为“是过去十年批评的中心问题”。按照本体论解释学的逻辑，对文本的理解是带有偏见的理解者在时间距离中与文本自己的历史视界相融合而生成新视界的过程。因此对文本的理解，抵达作者的意图并不是解释的目的所在。在伽达默尔看来，“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3]383与此相反，方法论解释学却将作者原意视为保卫的对象。其先驱者狄尔泰认为，理解一件艺术作品就是要恢复其原来的内容，理解者必须从其自身所在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走出来，进入到作品的历史背景与心理状态之中，才能抵达作者的意图。狄尔泰的观点在赫施那里得到承袭，赫施也强烈捍卫作者原意的存在。在他看来，作者原意是确定的、可复制的，并不是不可抵达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进而否定作者的原意，这无疑是对共同价值判断的否定，势必会使文本的解释活动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的唯一尺度应是作者的原意。 　　韦勒克的观点更偏向于本体论。这一点从赫施在《解释的有效性》中对韦勒克的批评就可看出端倪。“照韦勒克看来，当本文含义‘渗透了读者、批评家和同时代艺术家的精神之时，本文含义就发生了变化。’”[4]赫施认为这是荒谬的读者重建说，其混淆了含义和意义的区别（在他那里文本的含义就是作者的原意）。韦氏认为，“作家的‘创作意图’就是文学史的主要课题这样一种观念，看来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一件艺术作品有它独特的生命。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1]35 韦氏在此大致释放出了三个信息：一是对艺术作品的解释并不能以抵达作者的创作意图为旨归；二是对艺术作品意义的探寻有赖于历代解释者的共同努力；三是历史性是解释艺术作品的重要原则。 　　既然艺术作品的意义不止于作者的创作意图，那么对作者所在的历史语境的重建就必然是徒劳的。历史重建论者宣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