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家因素分析.docVIP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家因素分析 　　 摘要：国家有最大化其收入的内在逻辑，它处于界定、保护和行使产权的垄断地位，通过暴力吸取最大化收入，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国家获取收入的方式关乎国家的兴衰。从历史上看，一些欧洲国家相对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同早期这些国家解决其财政收入的方式密切相关。从现实来看，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由于没有认真去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要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限制国家的“掠夺之手”和平衡国家的“扶持之手”成为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收入分配；国家因素；制度分析；经济垄断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0－０043－０4 　　 　　2010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国家被推向了问题的风口浪尖。有学者认为是国有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①；有学者认为是私有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②；有学者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判断是“国富民穷”③；也有学者指出了“国富民穷”的偏颇之处④。虽然上述观点有相互矛盾和相互对立之处，但其共同之处都把国家作为研究分配问题的关键。正是国家取得收入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制度变迁的路径的不同，从而出现了强国与弱国的分野。 　　一、国家最大化其收入的内在逻辑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组暴力工具。这一论断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大致吻合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可以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它向选民出售保护和公正，作为对这种服务的回报，选民向国家交税，但国家感兴趣的是尽可能得到更多的增量收入，而选民则倾向于少交税，这两者的利益博弈构成了经济史的主基调。历史上国家有过“放水养鱼”、“与民休息”的美谈，也有过竭泽而渔和横征暴敛的记载，“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的悖论由此而产生⑤。 　　1. 国家为最大化收入而进行的制度设计 　　一是为使收入最大化，国家像一个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把选民分为不同的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界定产权是为了使国家和选民得到稳定的预期，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表明了国家最大化其收入的努力。它与“公平分担”的观点不同，它要设计累进收入税来获得更多的收入。 　　二是垄断经营和转让特权。国家为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要垄断经营一些企业，也通过转让特权的方式获得对国家有利、代价也相对低廉的收入来源。都铎王朝想方设法扩大其收入以满足国家机构的需要，出售转让权和特权，强征数目越来越大的罚金和税金以扩充其固定的收入来源，没收教会的土地来增加收入。他们四处追逐收入，而不顾对经济效率有不良的影响。 　　三是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倾向性。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有两个目的：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从而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 　　 　　 * 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农民就业增收的系统性研究――长效机制暨主导模式的探讨”（项目编号：HB11YJ047）的研究成果。 　　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这后者的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以便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而这些服务的分配并不是均等的，他要给那些均势力敌的对手比那些无威胁的人们更多的服务⑥。 　　2. 国家最大化其收入的约束条件 　　国家最大化其收入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它要受如以几方面因素的限制： 　　首先，国家与公民间增量收益的分配取决于它们的相对谈判力量。它们之间围绕着增量收益的分配进行的争斗，正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因战争费用而要求议会增加税收，不但没能增加税收，反而于1649年被送上了断头台。在此过程中，谈判力量由以下三点决定：国家提供财产保护时选民可以获得的潜在收益的大小；替代当前统治者的难易程度，即换一个统治者有无提供同样或更多服务的能力；决定不同种类的税收带给国家的收益和成本的经济结构⑦。 　　其次，受制于最大化收入与降低交易费用的矛盾。国家往往确定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收入最大化，然后在一定的约束下设计出降低交易费用的规则。但是，两者存在持久的冲突。为谋求最大化收入，国家会雇佣更多的代理人来提供公共服务和收税，但国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加大交易费用。一方面，使国家税收在一定程度上被代理人挥霍、贪污和转移；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代理人与选民在瓜分某些垄断租金时存在共谋，使国家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