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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作用对养老金投资收益影响关系研究 　　摘 要： 采用聚类的方法和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世界上35个国家的养老金投资收益与政府管理作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管理作用与养老基金投资收益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即政府管理作用越强，其养老金实际投资回报率越高；对一个国家而言，政府管理作用的逐渐增强能够在三个阶段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促进其养老金投资回报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农保基金的运作和管理有重要的启示：农保基金制度建设除了要注意基金运营制度和投资管理制度等内在因素的改革和完善外，还要特别注意加强政府的管理作用，尤其是要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农保基金的运营在安全性的前提下取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关键词：养老金投资回报率；政府作用；农保基金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6－0029－07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互助共济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推进和发展。纵观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情况，其养老保险基金的设计和管理模式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与本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存在着适应性。政府是一个国家的职能机关，负责整个国家的运转，而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与所在国政府管理作用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一、研究背景 　　 　　实践中，各国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作主要有两种监管模式。［1］一种是审慎型监管，即通过“审慎人规则”要求负责养老基金运营的投资管理人在对养老基金投资时应本着仅为受益人利益考虑的原则，“并像一个谨慎之人处置自己的资产一样”。法律并不对养老基金的投资实行限制，而由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投资原则和投资战略，由投资管理人本着“谨慎用心、尽职尽责”的原则负责实施。另一种是严格限量型监管，通过设定限量标准对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进行规范，即通过列举的方式规定养老基金可以投资的资产类别并对其投资各类资产的比例设定明确的数量标准。在实际中，各个国家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并不绝对地采用某一单一模式，而是相对以某一种模式为主对养老基金进行监督管理。 　　根据“成本-效用”曲线分析，政府监管对社保基金投资影响如图1所示。当没有监管或监管偏松时，监管成本会很低甚至为零，但此时市场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进而降低社保基金投资的效用。随着政府监管程度的提高(从O点到A1点)，在成本不断上升的同时，社保基金投资的效用不断提高，但过分严厉或者近乎于苛刻的政府监管(从Al点到B1点)，则新产品开发困难，增大社保基金管理成本，使其投资效用下降。社保基金投资效用因此大致会呈倒U曲线。 　　 　　由此可以看出，并非政府对社保基金监管越严，其监管效率就越高。事实上它还取决于政府监管制度的完善和政府的管理能力，在监管制度不完善和政府效用低下时，虽然政府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但监管仍旧低效。随着政府监管制度完善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加强，从D1到E1点，监管成本逐渐下降，相对应的社保基金效用逐渐上升，当监管完善到一定程度(E点)，此时效用-成本达到最大化，为最优状态。这以后若继续致力于强化交易规则及投资限制，“效用-成本”越来越小直至政府干涉过度。总体看来，目前学界关于政府作用与养老基金投资回报率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对养老基金的直接管理上，多数是从具体投资工具和操作手段等微观层面进行分析，缺少对政府管理作用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关系方面的宏观把握和研究。 　　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农保）的发展过程来看，我国农保制度的建设和农保工作的开展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2，3］，很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农保制度，提高我国农保基金的运营与管理效率。为此，本文通过对世界上35个国家（包括中国）的政府管理作用与养老金投资收益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从中探寻政府管理与养老金投资收益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以期为我国农保基金的运营与投资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说明 　　样本国家的投资收益，用平均实际投资回报率表示，其数据来源于各种统计资料和相关书籍［4，5］（见表1），其中中国数据1999年之前是根据“全国社会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名义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公式粗略估计的，2000年之后，是根据国家在辽宁省改革试点时公布的社会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数据计算的。各国政府管理作用，用各国政府效力、管制质量、法制程度和腐败控制等指标反映，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6］，其效用值分布在-2.5至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