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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方法论意义 　　提 要：新时期以来围绕秦至清的社会属性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主张。近年来，李振宏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认为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皇权专制社会”。他的论证是从国家政体角度考察秦至清的社会性质的，是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在重建中国历史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讨论沉寂多年的情况下，这一观点值得重视，尤其是他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即研究重大历史问题，首先应当谋求在方法论上实现突破；社会性质的宏观研究必须回归到历史层面的实证研究；历史研究要有整体性思维。 　　关键词：李振宏；皇权专制社会；实证；整体思维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4.002 　　中国历史有着独特的发展模式和轨迹，这是新时期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反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学界普遍认识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应当摈弃传统的社会形态模式，根据中国历史的自身特质重建中国的古史体系。但社会形态理论长期以来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可动摇的地位，已经使之定型为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所以，不能真正摆脱社会形态思维的羁绊，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历史观，仅仅给秦至清的中国社会一个新的命名恐怕是不够的。近年来，李振宏教授发表了系列?文，认为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皇权专制社会”。1他的论证是从国家政体角度考察秦至清的社会性质的，是用“中国史观”进行整体论证的。不论他的观点是否成立，这个话题重新提出以及他对中国帝制时代的认识方法，都有利于引起学界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一、认识中国历史，首先要从方法论上突破 　　维，从国家政体角度看秦至清社会性质”。众所周知，作为理论先导，史学理论界已经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充分地讨论和反思，即五种社会形态不能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经历希腊、罗马式的奴隶社会，也不存在与西欧中世纪平行的封建社会。理论禁区一旦解除，思想的放飞就成为一种自觉而势不可挡。围绕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属性，学者先后提出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1“皇权官僚专制社会”、2“郡县制社会”、3明清“帝制农商社会”4等观点。很显然，这些用来概括秦至清社会性质的概念体系和论证模式已经摆脱了社会形态发展模式的束缚和“封建”概念的纠缠，开始用中国固有的历史词汇来揭示秦至清的社会本质，是一个可喜的开端。然而，摈弃一种历史解释体系，建立符合中国独特的历史演进路径的叙述体系并逐渐达成共识，是需要经过漫长的学术争鸣才能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打开一扇认识窗口，凝练一个新的命名固然重要，但这扇窗的朝向和命名的属性或许各有千秋。即它揭示的是历史的表象还是历史的本质是需要经过历史验证的，如果仅仅摆脱了一种历史观而不能重塑一种新的历史观，刚刚燃起的热情就有熄灭的危险，最近几年除了“宋明富民社会”、“农商社会”的讨论之外已经听不到更多的声音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局面恐怕不能仅仅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来解释，或许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遇到了思维的瓶颈造成的，这个思维瓶颈就是没有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实现转向。 　　李振宏总结学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时指出，这道靓丽的风景“大多是提出一种看法，而没有去思考自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没有思考虽然自己提出了新的观点，而其思想方法大概还被囿于传统的思维习惯之中；且不说坚持封建社会说的人是坚持传统的社会形态思维，就是诸多开拓新说的学者，也还是在旧有的思维定势中打转。而如果不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所提出的观点，就很难在学理上获得合法性支持，问题的解决也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所从事的研究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秦至清的社会属性问题，即“跳出传统的社会形态思维，从国家政体的角度研究社会性质问题”。5所谓传统的社会形态思维，就是我们思考所有社会问题总是习惯于把经济关系作为出发点，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始终摆脱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维定式。实质上正是这种经济决定论遮蔽了我们对不同社会类型、以及同一民族不同历史阶段国家政体与经济基础之间对应关系的观察和思考。李振宏通过比较中外历史上国家政体与经济的关系，概括指出：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无非有两种：民主政体或专制政体……揆之于世界历史，这两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有表现，即同样的政体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形态中都有过存在的，国家政体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并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历史上各个民族对国家政体的选择和所谓的经济形态没有关系。6 　　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除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基本上还找不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政权组织形式或曰国家政体的例子。”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