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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姆模式与贺拉斯模式比较 　　摘 要：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模式，它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翻译的侧重点。杰罗姆模式要求我们在翻译时要做到“对等和忠实”，尤其对《圣经》的神圣文本的翻译更应如此;贺拉斯模式要我们忠实于“顾客”，把握好和顾客之间的协商及语言之间的“协商”，还要注意把握“优势语”。杰罗姆模式接近于直译，而贺拉斯模式接近于意译，两种翻译模式各有千秋。所以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结合源文本和目的语的文化背景，遵照“忠实、达意、通顺”的原则，有选择性地运用这两种翻译模式来指导翻译。 　　关键词：杰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比较;忠实;对等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1]。对于翻译的定义，众多学者各抒己见。不论如何，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重要的交流活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体现“信、达、雅”的原则，及要让译文达意、准确、通顺、易懂。但是究竟哪种翻译模式更具优势，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将通过比较杰罗姆翻译模式与贺拉斯翻译模式对翻译模式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杰罗姆模式的背景 　　杰罗姆模式源于四世纪由杰罗姆译成的拉丁文《圣经》。杰罗姆模式是一种逐字逐句翻译的典范，对等是该模式的核心概念。在这种翻译模式框架里，翻译者要求译文忠实于原文本，在当时也就是要忠实于《圣经》。由于具有神圣而又深远的影响，《圣经》成为能够经久不衰的忠实翻译的标准。当时最忠实的翻译也就莫过于这种逐字逐句的一一对应的翻译了。这种翻译框架要求被翻译的词必须在字典中找到目的语中与之相对应的那个词来匹配，翻译时还必须使原词和译词上下一一对应。这种翻译模式逐渐由对《圣经》的翻译扩展到其他文本类型的翻译。 　　杰罗姆模式的翻译没有词汇和句子结构方面的任何替换，增减和变化，更没有其他细节上的调整。该模式着力解决语言层次上的问题，因此这种逐字逐句的翻译不仅不能使译文达到句法上的平衡，而且还使译文非常晦涩难懂。这种翻译模式没有考虑到原文本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模式的差异，也没考虑到文本模式之间的不同。因此长期以来这种翻译模式一直牵制着翻译工作者的研究进展。好在随着《圣经》影响力的递减，对等概念可以重新定义。对等从此不再是机械地从字典里找对应词了，而是一种具体文本类型对对应词块决策性地选择。由此杰罗姆还提出了“二元”翻译观，即世俗作品用意译，圣经翻译用直译，意译与直译并重。他认为类似《圣经》那种严肃、神圣的文本，必须“绝对忠实”地翻译，不仅应该“词对词”的翻译，甚至还要把译文词语写在原文词的下面，这样才能保持这类充满玄义的文本的“神圣本性”。他解释有时不用直译的原因时说：“在翻译中，原文独特的美感很难保留，因为原文的每一个用词都具有他们各自的含义。对于原文中某些词，在译入语中或许找不到对等的词，而如果为了达到目的有必要放开手脚时，译者或许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去完成实际上近在咫尺的任务。”[6] 　　二、贺拉斯模式的背景 　　贺拉斯模式与罗马诗人贺拉斯有关。由于圣经的强大影响及其翻译理论，杰罗姆模式使得贺拉斯模式显得不太重要，尽管它先于杰罗姆模式1400年[8]。杰罗姆深受西塞罗（Marcys Tullius Cicero， 106-43BC）的影响，赞成活译，摒弃直译[5]。根据贺拉斯翻译理论，忠顺不是对文本的忠实，而是忠实于译者所面对的顾主和读者，并且获得他们的信任。贺拉斯模式的译者是按时完成工作的同时，让顾主对翻译之后的语言感到满意。他们的工作其实是译者与顾主商议的过程[4]。 　　贺拉斯时期虽然没有神圣文本《圣经》的存在，却有着当时能够主宰很多事情的“特权语言”（privileged language）： 拉丁语。当时的拉丁语有权利使其他语言规范化并向它倾斜。为了成功进行原文和译文间的协商，贺拉斯模式提出了“对不同文本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观点，这就意味着某些译文将承载着传达某些特定信息的使命。贺拉斯模式强调译入语的文化环境，文化模式和译入语文本结构。因此，我们可以把贺拉斯称之为“归化派”翻译的先驱[2]。 　　三、杰罗姆模式与贺拉斯模式的比较 　　Bassnett 和Lefevere总结了在杰罗姆模式下，译者需要忠实于原文本，尤其是在进行《圣经》翻译的时候要把这种忠实发挥到极限[9]。而在贺拉斯模式下，译者则要忠实于译文的读者及相应的目标人群。这两种模式都严格地遵守“忠实”这一标准[7]。一直以来，这两种模式都引起了翻译界对翻译标准的广泛讨论，并且对翻译的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杰罗姆模式 　　杰罗姆模式主要侧重于直译出目的语。其核心是“对等（equivalence）与忠实（faithfulness）”[3]。尤其是对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