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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开源与节用观探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制度相互斗争、相互交替时期，由于战争纷起，国家贫困，民不聊生。因此，诸子百家普遍认为，发展生产是富国富民的根本，而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要以农为本、以义为本，并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在社会财富比较拮据的情况下，又必须以节用为本，做到“俭而有度”，并且“制礼明分”。这些朴素的经济思想，对缓和阶级矛盾和推行封建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开源观；节用观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2-0086-05 　　张其镇(1966―)，男，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与实务。(江西南昌 330013) 　　 　　春秋战国时期，没落的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为争夺政权和霸占社会财富，不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造成社会混乱、国库空虚、百姓贫困、人心不稳。带着对旧制度的憎恨和对新制度的向往，诸子百家开始四处宣扬各自的学说。一方面是为了能够被统治阶级采纳，以缓和奴隶制度下尖锐的阶级对抗矛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吹封建制度的合理性，让劳苦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封建主的统治。客观地说，在当时百家争鸣的诸子思想里，虽然普遍存在着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也不乏代表着当时社会进步的思想闪光点。比如就经济思想而言，诸子百家的开源观与节用观便具有合理的社会进步意义。他们一方面宣扬发展生产来富国富民，即开源；同时，也反对统治者的过度纵欲和奢侈浪费，即节用。甚至希望通过限制统治者的需求来增加贫民百姓的正常消费。 　　 　　一、开源观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由于对社会中下层阶级接触与了解较多，深知战争对国家财富的巨大损耗和给中下层人民所造成的生活疾苦。因此，他们认为：要改变社会现状，实现富国富民的根本目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发展生产。而在发展生产过程中，必须遵循“以农为本、以义为本、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原则。 　　(一)以农为本 　　虽然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1](《论语?卫灵公第十五》，P206)，但他始终承认人总是喜富恶贫的，而且他自己也是愿意求富的，因此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论语?述而第七》，P121)并认为“足食、足兵”是为政治国的根本。农业是当时社会生产最主要的、最具有决定性的部门，粮食是社会财富最重要的部分。他重视民食，而且主张“足食”，可见在当时情况下，他已经认识到了发展农业生产对富国富民的重要性。但对于采用什么途径和方式求富，他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只是强调任何行为都必须符合礼和义的要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论语?泰伯第八》，P133) 　　商鞅也认为发展农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认为“故民一务，其家必富”，“农则易勤，勤则富”，[2](卷3《壹言第八》)并强调“民不得无田”[2](卷5《外内第二十二》)，鼓励开荒种地。在他所倡导的变法中，对开垦土地的农民实行“复之三世”、“不起十年之征”[2](卷4《徕民第十五》)以及“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3](卷68《商君列传第八》，P255)。商鞅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战略意义：“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2](卷1《农战第三》) 　　同样，墨子也非常重视粮食生产，认为粮食的多少直接威胁着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治，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4](卷1《七患第五》)墨子甚至表达了“民以食为天”的朴素思想：“食者，国之宝也”，“食者，圣人之所宝也”。[4](卷1《七患第五》) 　　而魏文侯时期的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尽地力之教”，即发展农业生产。他要求农民“治田勤谨”以增加收入，认为“勤谨治田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 [5](卷24上《食货志第四》，P112)而且主张“必杂五粮，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如有畦，瓜瓠果?z，殖于疆场”[6](卷2《食货二?水利田》)。 　　许行甚至主张一切社会成员都要直接参加进行生产的体力劳动，就连国君也要“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1](《孟子?滕文公章句上》，P339)。 　　对发展生产重要性认识最深，而且对如何来发展生产最具有建设性意见的还是荀况。他认为，在国富、生产和国家财政三者的关系上，生产是国富的本和源，而国家的税收和财物储备是国富的末和流。[7](P159)因此，应将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放在首位。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荀况充分认识到了农业生产对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性，他认为农业为人们提供食物等必需品，是“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