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快速审判权在中国构建.docVIP

浅析快速审判权在中国构建 　　摘 要 快速审判权是刑事被告的重要基本权利，其不仅具有程序经济性，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笔者通过分析中国司法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我国快速审判权的立法构想和制度完善，认为快速审判权在我国亟需得到重视和确立。 　　关键词 快速审判权 被告 中国问题 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 　　一、概述 　　快速审判权是刑事被告的重要权利，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享有法庭快速集中审判，且无故不得拖延的权利。快速审判对权衡控辩双方力量，保证审判公平公正进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保障被告人权益等方面有重大意义。 　　国际社会也普遍承认快速审判权的地位，许多文明法治国家都将其上升到宪法层面予以保障，如美国联邦宪法增修条文第6条规定：“在任何刑事诉讼中，被告享有快速审判的权利”。 ；日本《宪法》第37条第一项也有类似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均有接受公平法院迅速、公正审判的权利。”在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其第14条第三项亦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可见，快速审判权不仅具有程序经济性，更有利于实现公正，因此亟需我国构建相关制度予以保障。 　　二、我国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追求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犯罪，而保障人权仍未成为刑事诉讼的重心，因此，追诉机关却被赋予了较大的自由去追诉犯罪，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权利受到了较大的约束。这些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违反快速审判的现象，如超期羁押、超审限审理等，这不仅严重侵害了被追诉者的权利，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更加是对正义的亵渎。因此，建立快速审判制度，赋予被告快速审判权对中国而言具有必要性，其主要是针对我国以下几个典型的中国问题产生的。 　　（一）中国式诉讼模式。 　　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带有浓重的职权主义色彩，缺乏当事人模式的因素，再加上受到苏联诉讼模式的影响，呈现着中国 “特色”。从整个司法进程的纵向来看，侦查、审查起诉至审判呈现“流水作业”的整体构造，未能形成如西方法治国家的“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的诉讼模式，侦查权不仅强大且基本不受诉权介入。这造成司法拖延的主要原因集中在审判前，而非审判中。主要表现在未决羁押等违反快速审判权的问题。 　　从刑事审判进程来看，法官在其中仍表现出较大的司法裁量权，在控辩审之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控诉和辩护职能并未表现出均衡的态势，致使被告仍处于审判最为弱势的地位，面对强大的国家追诉，面对强大的法官审判，表现的极为被动，其在审判中的权利保障也极为堪忧。这也造成刑事被告很难对诉讼进程的速度产生影响，即使审判可能由于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或者法院的调查取证时有中断，甚至造成较严重的审判停滞，被告也很难提出诉请以保护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 　　（二）中国式未决羁押问题。 　　我国的未决羁押问题严重化已经得到了司法界的普遍共识。所谓未决羁押，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前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在我国未决羁押问题主要表现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滥用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性措施，如拘留和逮捕。在刑事诉讼进程中，羁押无疑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严厉的手段，但其在我国并非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而只是由于“拘留和逮捕的适用而持续地限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一种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 。我国的未决羁押只是单纯地依附于刑事追诉活动，而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司法控制的系统，所以难以避免问题发生，如羁押率高；羁押适用随意混乱；羁押时间长且延长较为随意，超期羁押非常严重，延长程序带有浓厚的超职权主义或行政化色彩等。这均导致羁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明显违背了快速审判权的要求，亟需构建快速审判制度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帮助解决严苛的司法困境。 　　（三）中国式期限问题。 　　尽管目前《刑事诉讼法》有关于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判的明确期限，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都会出现这样合法但不合理的问题，就是无论什么案件，基本上都要用法律规定的最高期限来解决，这样其实也违背了快速审判权的要求。例如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规定检察院在一个月内作出是否公诉的决定，遇到重大案情的可延长半个月,另外还可以有两次补充侦查，每次补充侦查是一个月，也就是说检察院这里最长的办案期限可以是三个半月。先不说后面可能存在的两次补充侦查延长的期限，往往一个最简单的案件的审查起诉都会被延长半个月，如盗窃罪、寻衅滋事等。笔者曾经在某基层法院公诉处实习，一个涉案金额1200元的盗窃案件，尽管案件事实非常简单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无疑，公诉机关仍然以“案情重大、复杂”为由延长案件审查期限十五日。这种实务中的问题，既有公诉机关案件过多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