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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原因 　　摘 要：“亚洲新安全观”是中国领导人面对目前风云突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针对亚洲的具体发展状况提出的指导亚洲安全走向的新理念。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树立“新安全观”是基础，建立安全机制是保障。从近年来的世界安全形势出发，探讨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的基本内涵，以及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中国将在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亚洲的和平发展进程。 　　关键词：亚洲新安全观；安全机制；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1-0288-02 　　一、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的基本内涵 　　“亚洲新安全观”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3月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首次正式提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亚洲新安全观”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领导人面对目前风云突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针对亚洲的具体发展状况提出的指导亚洲安全走向的新理念。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树立“新安全观”是基础，建立安全机制是保障。“机制化生存”即建立一个能够得到地区内各国普遍认可的安全机制已成为亚洲地区各国面临的紧迫课题，同时，“机制化生存”也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抉择的必由之路[1]。 　　亚洲新安全观是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安全理念，主张在亚洲地区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2]。 　　国际安全机制被认为是一种作用于安全领域的国际机制，国际安全机制是“关于特定国际安全领域，为达成某一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建立的，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一种合作形式。”[3]国际安全机制的基本形式是国家与国家或者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服务于长远利益的安全对话与合作，而实现的关键在于国际安全领域的相互透明、充分信任与良好交流。“国际机制应用于安全问题领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4]按照安全机制的属性区分，一般将国际安全机制区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类型。前者的安全目标针对外在力量或安全威胁，可进一步分为针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机制和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机制。如北约、欧盟和东盟等均属于这种类型。后者的安全目标针对内部各成员国，可进一步划分为寻求和平共处的国际安全机制和旨在建立共同体的国际安全机制[5]。 　　二、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从新自由制度主义角度看，制度的存在可以帮助国家确定利益和规范国家行为，从而有助于克服国际无政府的状态。如果某种制度的建立能够使各相关国家获得比单独行动所得更多利益，这种制度就能得到维持和巩固。在亚洲地区建立一种安全机制来保障地区安全，这对于维护亚洲区域安全与稳定是非常必要的。合理的国际安全机制对于促进安全合作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可能的合作要少。”[6] 　　首先，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化要求构建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总体上，当前亚洲形势是稳定的，和平、合作、发展仍是主流。但与此同时，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亚洲地区安全形势中的复杂因素也在上升，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与威胁交织。历史遗留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亚洲仍是安全威胁和冲突动荡的重灾区和高危区。地区热点、难点问题集中，“三股势力”、制毒贩毒、跨国犯罪活跃，海洋环境、能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一些亚洲国家在发展转型期面临安全困境，建立各国互信，实现亚洲地区安全秩序仍任重道远。 　　其次，现有的安全机制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目前为止，亚洲地区的安全机制难以解决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安全困境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由于各国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或牵制、或防范、或联盟，致使亚洲众多的安全之间形成某种连动的复杂关系。如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不仅发生在南北双方之间，而且美国甚至日本也深深介入了，一旦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失控，无疑会对朝日以及朝美之间的安全困境造成影响；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一旦失控必然引起中日之间安全困境形势的变化。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亚洲地区至今没有形成为各方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安全制度或体制，缺乏制度约束的众多行为体之间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